(特价书)高盛如何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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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高盛公司长达142年的历史中,它塑造了比所有竞争对手更优秀的形象——更明智、更具凝聚力、更高尚的品德和更强的获利能力。高盛——在金融界以最积极又复杂的公共关系为支撑——一贯以“高盛模式”自居,这种商业模式的关键在于雇用最聪明的人才,灌输以高盛的企业文化——合伙人要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压制自己的欲望,崇尚“14原则”,其中第一条原则就是“客户利益至上”。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盛——一个神秘的赚钱机器,周旋于利益冲突和合法交易之间数十年;一家从20世纪初期起就对政府产生过当影响的公司;一家由“半机械人”组成的企业,这些“半机械人”由内部“声誉风险部门”管理,该部门均由前任中央情报局间谍和私家侦探组成;一个充满着残酷的权力斗争的工作场所;一位聪明地赌赢了2007年抵押贷款市场的华尔街巨人——他的客户们对这场赌博毫不知情——也许使得大萧条中的金融崩溃变得更糟。

目录: 《高盛如何统治世界》
序言 得不偿失的胜利
第1章家族产业
马库斯·戈德曼将公司传给了他的儿子亨利·戈德曼和女婿塞缪尔·萨克斯。公司运转情况良好。但是高盛集团拥有更大的野心,它想要成为为美国公司贷款和募集股金的佼佼者。
第2章繁荣的使者
在蓝山公司的交易结束后,高盛公司创造的市值超过10亿美元,确切地说,是17亿美元。在9个月的时间内,这又是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金融魔法表演。
第3章政治家
传奇的《纽约客》作家小EJ卡恩把悉尼·温伯格与伯纳德·巴鲁克相提并论,“作为华尔街幕后的实权人物,悉尼·温伯格和伯纳德·巴鲁克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种概念。”
第4章友谊的价值
1955年,全世界得到的第一个信号,那就是福特家族在密谋IPO。那时亨利·福特和温伯格决定一起参加慈善项目,福特带温伯格跟公爵和公爵夫人打招呼一事被一位社会专栏作家发现。
第5章内部信息是什么
“一天他很激动地来找我。他说‘L杰,L杰,我们在利比亚有麻烦了。我刚刚听说利比亚可能会有暴动。’我说,‘哦,天哪!’”结果就有早期的卡扎菲起义。
第6章上街区最有声望的人
在利维快满58周岁生日时,他正从一个“纯粹的追求利益的强硬商人”迅速“演变”为整个金融界的标志。“他想成为华尔街先生”,就像悉尼·温伯格一样。
第7章购者自慎
“如果诺沃提尼告诉某个记者一些事情的话,那么这背后一定有很深,很深,很深,很深,很深的背景,”该高管继续说道,“当他向我描述一位记者时,那表明这位记者是极其,极其,极其危险的。”
第8章高盛风格
“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那个地方有些狄更斯小说里描述的感觉,”怀特黑德回忆道,“夏天酷热,冬天极寒。”“这就是高盛的风格。”
第9章一个起作用的公式
“我们知道你已经从高盛公司退休了,”里根开始说,“我们希望你能来华盛顿,加入国家政府作为副国务卿。”舒尔茨看着怀特黑德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搭档。”
第10章高盛公司的目的
恩德里奇说:“吉米告诉大家这个提案纯属无稽之谈。高盛公司有自己的传统,他希望保持这个传统。他提醒合伙人注意自己身为管理者的职责,以及他们对下一代的责任。”
第11章直捣黄龙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很快发现了朱利亚尼的错误。5月21日的社论版标题为“鲁道夫的红脸”,社论编辑报道“起诉书被撤销,使得2月那次严密的逮捕更加给人们一种哗众取宠的印象”。
第12章资金
股市暴跌也使得高盛税后损失了1 700万~2 000万美元。因为它之前刚好承销了很大规模的英国石油股票。金融风暴期间它不得不遵守承诺按照特定的价格向客户购买股票,尽管该股票的市场价格已经跌到谷底了。
第13章权力
当然,鲁宾是因为筹钱的本事而进入政界的。政客需要资金,银行家渴望权力——哪怕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比变成巨富更高的目标。
第14章高盛的“红衣主教团”
麦克斯韦的突然离世及其金融帝国的轰然坍塌让高盛再次成为公众关注和议论的焦点,也让弗里德曼做出了在1993年暂缓高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英明决定。
第15章100亿美元,还是彻底破产
领导能力的最大挑战在于“在‘公司的活力’与‘174个合伙人产生的问题’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一个有着这样的能力和目标的高盛公司”。
第16章伟大的革命
回顾过去,科尔津说,他对这个变故措手不及,完全被蒙在鼓里,这对于一个人与他的政治礼物来说似乎有些很难相信。“我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但还是有。”他说。
第17章做高盛首席执行官太有意思了
前所未有的,高盛成了全球经济活动的蜂箱,涵盖了你可以想象的几乎每一种金融生产线上的产品,唯一的例外是直接从消费者那里拿存款(虽然和许多华尔街公司一样,高盛在犹他州的确有一个小的商业银行)。
第18章炼金术
和其他华尔街公司不同,在高盛,出身背景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公司的选拔机制似乎很大程度上以价值大小为主,年复一年的,它都在挑选国内一流高校里最聪明的毕业生。
第19章向目标迈进
“有些前辈跟我说,‘你们在干吗呢?’”斯巴克斯回忆说,“当时的确很困难,我们在亏损中。我们在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但始终还是有一点点不敢完全确信。我们蒙受损失,关闭业务,惹恼客户,然后还削减了仓位。”
第20章神奇的法布
组合CDO的所谓高明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累积抵押贷款债券到一定时候再构建和卖出CDO,高盛可以在一夜间用信用违约互换创造出虚拟CDO,这些保险合同无论债券能否得到偿付都会给债权人以担保。
第21章高盛敛财,“寡妇孤儿”也不放过
孤注一掷——赌注是抵押贷款持有公司的破产,这是华尔街投资银行一个趣味盎然的新的发展方向,也是高盛首次承认公司在规避风险,并且将会加大赌注,甚至将其竞争对手也纳入其中。
第22章大衰退
安德森和托马斯甚至将2007年年底高盛的实力和影响力与1895~1930年的摩根大通相比。“但是,就像摩根一样,高盛也有可能被自己的成功所拖累,”于曼哈顿大学任教的华尔街历史学家查尔斯这样和《纽约时报》说。
第23章高盛获赔
站在最前线,强烈要求索取抵押金的不是别人,而是高盛集团。因为高盛为这些证券向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投保了750亿美元。但是在2007年,与高盛不和逐渐成为美国国际集团内部众所周知的事。
第24章上帝的工作
《管理者》杂志的杰弗里·坎宁安,就“上帝的工作”这一言论采访了布兰克费恩。“如果你问我是否后悔说出那样的话,当然不会。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会很认真地打趣说‘现在我不干上帝的工作了’。”
致谢

序言: 得不偿失的胜利
华尔街一直是个充满风险的地方。自从18世纪晚期,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叫做曼哈顿的地方,投机分子们聚集到一棵梧桐树下开始,公司就开始经历起起落落了。尽管风险持续增加,但是高盛公司引以为豪的142年发展历程却始终似有魔法保护。高盛公司拥有天才的员工、最理想的客户、与政界良好的关系,以及获取高额利润和影响市场的能力,这让市场及其同业又妒又怕。
高盛充满神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无论年景好坏,它都能赚到钱,外界对此知之甚少。另外一个同样令人困惑的神秘之处是高盛公司一直以来都坚信它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任何机构都擅长处理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冲突。高盛公司的这两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赚得钵满盆满的同时,又能处理那些可能导致公司困境的棘手矛盾,让高盛公司在金融服务业中成为让人艳羡的对象。
当然,还有些事儿得提一提:尽管高盛在全球拥有无上权力,但是为了赚钱,它有时也会机关算尽,全然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对高盛公司的描绘各种各样,从“一只运气不错的老练的猫”到现在非常出名的“一个戴着人类面具的吸血乌贼,在它盛装鲜血的容器里面装满了有铜臭味道的所有东西”——这是《滚石》杂志的作者马特·泰比的论断。高盛公司无可辩驳的成功背后不禁让我们发问:难道高盛就是比别人好,还是说它已经找到了能够一次又一次行骗的妙方?
然而到了21世纪初,高盛公司成功的模式失败了,这终于让我们看到它变得越来越脆弱。当然,高盛公司经历过无数次的危机,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很多公司都倒在了自己设计的骗局之中,以及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审判,高盛作为17家被控合谋罪的公司之一,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过去的40年里,高盛公司经历了各种丑闻,包括魔鬼交易员、客户自杀以及内幕交易的指控,这些使高盛帝国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权威形象渐渐接近于瓦解。
每一次危机,都让高盛公司做出某种调整,迫使该公司去适应新的市场或者监管者新的要求。这一次也不例外。唯一的不同在于,如今的高盛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不再和华盛顿保持情投意合的关系了——1932年,
高盛后来的高级合伙人悉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很快就会和他的挚友、美国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取得联系。那些对于高盛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的达官显贵们,如今正在抛弃它。现在的政治气候已经改变,更加偏向于社会经济主义,这让高盛看起来更加不合群,就像个怪物。
高盛公司的现任主席和CEO,现年56岁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尽管也被邀请参加宴请中国国家主席的白宫宴会,但是他并不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挚友。《新闻周刊》专栏作家乔纳森·奥尔特在其《承诺》(The Promise)一书中曾说,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奥巴马总统得知布兰克费恩为公司2009年162亿美元的分红辩护时声称“高盛公司从来不会破产”时极为震怒。要知道那可是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情况最为严重的一年。根据奥尔特的描述,奥巴马总统曾和一位朋友说,布兰克费恩的言论“完全是错的”,并将其说成“这些家伙和那些只是对对口型的摇滚歌星一样,都想不劳而获”。
让美国大众了解这家公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高盛公司从未想要这么做——公司许多历任和现任的执行官、银行家和交易员都在长时间保持缄默之后才开始和媒体有了建设性的合作。甚至高盛公司退休的合伙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前也必须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和公司严格的管理条例相符——而这些条例是由曾经在白宫和国务院工作过的高级职员约翰FW罗杰斯所写的。从高盛公司离职,也必须签一份保密协议。
和其他公司踩着同事肩膀往上爬的银行家和交易员不同,高盛公司严格规定重要的信息归团队所有而不归任何个人所有。
“他们的规定非常严厉”,一位私募公司的管理者说,他既和高盛公司竞争,也与之合作。“他们可能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不泄露秘密。高盛的员工绝不会在三杯酒下肚之后就敞开心扉,‘你听着,我的同事就像一群可恶的探子。’不管是他们想要保持一致,从而不对团队造成伤害,还是在他们发了毒誓之后害怕越过权力红线,他们都不会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他们以一种令人害怕的方式严守着纪律。”
任何忘记了华尔街是多么危险的人都会遭到铁锹重重的一击。那是2007年年初,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开始出现裂痕,接着就是崩塌,那些在华尔街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公司,包括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公司,以及花旗集团、美国保险集团、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联银行等,要么关门大吉,要么也濒临破产。
尽管高盛集团也认购了数十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券,但是由于有一批由丹·斯帕克斯(Dan Sparks)、乔希·伯恩鲍姆和迈克尔·斯温森领导的高盛的交易员,
在2006年12月对赌房地产泡沫将会崩溃,那么房地产抵押债券会一文不值,因此避免了高盛集团在危机中遭遇无可挽回的损失。当然,实践证明他们是对的。
2007年7月,长期担任高盛集团的首席财务官的戴维·维尼亚(David Viniar)在其写给布兰克费恩和其他人的电子邮件中将这次对赌称做“最出色的卖空”,因为在其他公司不得不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划去抵押债券的时候,高盛集团却能用其卖空房地产获得的利润(大约40亿美元)来弥补抵押债券带来的亏空。
2007年,高盛集团赚了114亿美元,这创了公司赢利的记录,5位高管分享了其中的322亿美元,这又创了华尔街的一项纪录。布兰克费恩,这位在2006年才从离开高盛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前任——小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Jr)手中接过大权,就拿到了7 030万美元的报酬。接下来的一年中,当高盛的很多竞争者都在为了生计而奔波的时候(很多人都输了这场战役),高盛集团的赢利却高达23亿美元,这可是布兰克费恩于2009年4月27日在一封信中写的。在2008年的那场华尔街的大“地震”之中,高盛集团的5位高管决定放弃奖金。对布兰克费恩而言,他的全部收入为110万美元(但对他来说,这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他拥有高盛337万股股份,市值高达57亿美元)。
在风暴席卷华尔街的那些日子里,金融世界中没有什么能够活在真空中。由于数以万亿美元的证券全都和一种叫做“衍生品”的证券联系在一起,从而编织成了一张复杂、相互勾连的全球交易网络。金融行业的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必须和其他公司核准它们资产负债表上的证券价值,以确保这些价值的准确性,由此促进公司之间的交易。自然,一些判断标准就必须加入,尤其是那些比较复杂的证券,因此在交易商之间关于价值到底是多少的分歧就成为家常便饭了。
高盛集团一直以来以按照“公允价值”行事的公司自诩,这是华尔街的术语,意指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证券价值都是完全清晰和精确的。高盛相信精确的价值能够提高透明度,从而使自己和投资者都能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这其中也包括去下赌注赌2007年的抵押债券市场是否会崩溃。“因为我们是一家公允价值公司”,布兰克费恩曾说,“我们相信我们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是真实的、可信的,能够如实反映出账面的价值。”比如说,如果高盛观察到对某种证券或者一组证券的需求出现改变,或者某种外部事件,比如就像房地产泡沫破裂,会使和房地产有关的证券的价值降低的话,公司会严格地执行把证券价值调低的准则并承担遭遇损失的后果。这些新的、更低的价值信息会在华尔街的交易商之间谈论新的交易时被拿出来交流。承担这些损失对华尔街的公司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但这种痛苦能够被利润所弥补——由于交易团队进行了“最出色的卖空操作”,高盛集团在2007年获利颇丰。
而且,通过“最出色的卖空”获得的利润,高盛集团可以向它的竞争对手施压,包括贝尔斯登、美林和雷曼兄弟,至少其中的一个竞争对手——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加剧了,并导致了危机的总爆发——因为只有高盛集团能够承担账面价值减低而不受到丝毫损伤。华尔街的其他公司却惶惶不安,因为它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利润去弥补因为抵押证券带来的巨大损失。
采用高盛新的价值标准无疑对其他的公司是灾难性的,而高盛自己却能抵御这样的冲击。“开始是零星有一点,慢慢的就是大量的抵押贷款开始随着与之相关的投资组合,主要是CDO(债务抵押证券)和CDO2等衍生产品”,克雷格·布罗德里克(Craig Broderick),高盛的首席风险官在2007年5月11日写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了降低那些复杂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价值的问题。“这会对我们的盈亏带来很大的冲击,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是一样,因为采用的是市场价值,因此盈亏都是和回购债券、衍生品和其他产品的买卖相关。我们必须对客户进行调查,特别是那些脆弱的客户要特别留神,做好预防。这对30楼来说要引起注意了”——30楼也就是高盛集团原来在85号街道上高管所在的楼层。
克雷格·布罗德里克的电子邮件结果成了金融危机爆发、非官方发出的“惊世一枪”。高盛关于降低证券市值的举动很快就在市场上掀起了恐慌。这第一个受害者,即是因为自己的投资策略失误,也是源于高盛的公允价值评价方法,就是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公司,它们在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中投资了大量资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由高盛集团打包和出售的大量相关证券。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规则要求,贝尔斯登旗下的这两家对冲基金投资证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证券一起,需要达到高盛公允价值的均值。
在克雷格·布罗德里克的电子邮件发出后不久,鉴于这两家基金公司使用的杠杆比率,高盛所做出的降低市值的举动对它们的影响一下子就被放大了,这两家对冲基金在2007年5月宣布了大量的亏损,因此,投资者们纷纷从中撤出了资金也就不足为奇了。2007年7月,这两家基金公司被清算破产,投资者因此损失了15亿美元的投资。与此同时,这两家基金公司的陨落也让贝尔斯登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因为在2007年6月,它成为了这两家濒临破产的基金公司的贷款人——主要是以这两家基金公司的抵押贷款证券为担保的短期贷款。
在这两家基金公司清算破产的1个月后,贝尔斯登的账面上也出现了大量的有毒资产,这也救了它的很多对手方。由于给自己的对冲基金担保,就让这种风险压到了自己的身上,而高盛和其他的投资公司却如同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来自贝尔斯登的厚礼。在贝尔斯登破产9个月后,其债权人被美联储救助,并且和摩根大通达成了一份并购协议。贝尔斯登的股东以10美元/股的价格换购了摩根大通的股票。早在2007年1月,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为17269美元,公司市值达到200亿美元。高盛的市值评估方法同样给美林带来了毁灭性的结果——在破产清算前卖给了美国银行,还有就是美国保险集团,在被清算之际,美国政府用
高达1 820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挽救了该公司。高盛集团的双面决策——建立一个大空仓,同时把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值降低的做法害了其他的公司。

当然,高盛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扮演了把其他公司推向悬崖的角色,这完全可以理解。高盛自称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大空仓,其所定的公司市值评估也不比其他的公司评估的低很多,而且在2007年其从抵押贷款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非常少的,大概也就5亿美元,这对于高盛帝国来说只能算是九牛一毛而已——这些都是布兰克费恩在国会接受调查时所讲述的。(高盛官方的口径是,在2008年它们的抵押贷款交易损失了17亿美元,因此在2007~2008两年的时间里,高盛共计损失了12亿美元,没有赢利。)高盛并没有吹嘘自己在2007年的交易中手段是多么的高明,虽然这是华尔街惯用的伎俩,这次高盛使用了相反的对策,它向世人表明,实际上高盛和其他人一样都蠢不可及,犯下了大错。布兰克费恩有一次谈及他的工作时曾说道,“我人生中98%的时间,都是生活在2%的概率的世界里”。这种言论听上去有一些反常。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金融危机至今仍被世人所谈论、指责仍旧没有散去的政治经济背景的话,高盛在这个时候装聋作哑似乎要比显示出比别人精明要好一点。
看看在2010年4月27日参议院听证会上的交流,交谈的对象是参议员卡尔·莱文(Carl Levin)、美国参议员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D密歇根和布兰克费恩:
莱文:我的问题是,在2007年你是否认为那是房地产抵押贷款交易的好时机?你确实那么做了。
布兰克费恩:不,我没有。
莱文:好吧。但是你在卖空的时候赚了一大笔。
布兰克费恩:不,我们没有。
在断然否定了参议员莱文的问询之后,布兰克费恩进行了陈辩,并否定了公司曾经在2007年对赌房地产市场。“很多人都推测说高盛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卖空,”他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并没有在2007年和2008年持续地,或者大量地在居民抵押贷款市场上进行净卖空的操作。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表现能够证明这一点。在金融危机那两年的时间里,从总体上看,高盛在个人居民抵押贷款市场上损失了大约12亿美元。我们并没有在市场上大量的卖空,也没有和我们的客户进行对赌。”
在一次单独访谈中,布兰克费恩谈到在2006年12月份为降低公司在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做决策时,已经有一些做过头了,那只是一个常规性的决定。“你所做的只是当你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所应该做的一个部分而已,那是每天都需要的对盈亏进行纠偏的过程,”他如此解释,“当你看到一些类似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问那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会说,那就把风险降降吧。这就是我们处理抵押贷款业务时所做的,但是说实话,开这样一次会并不是什么大事件。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那次会议是非常重大的。”
事实上,高盛始于2006年12月做空抵押债券市场的决定可不是什么日常工作。一位曾供职于高盛的交易员就曾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高盛在这件事上的表态如此含糊。“他们所要表现的就是没赚到钱,”这位交易员说,“也就是说,没赚到钱或者还赔了钱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对吗?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还赚了钱。”
轮到莱文发言,他仍然对布兰克费恩的否决表示怀疑,因为大量的证据表明,包括电子邮件和董事会发言,高盛集团在这次的对赌中无可辩驳地赚到了钱,而且还不少。“我想要知道为什么高盛到了今天还是不愿意承认它在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对赌,”这是莱文在一次采访中的表态,“高盛并没有对其所做的事情进行过哪怕一点儿的表露。我无法理解。很明显,高盛对赌是存在的。他们说了谎。底线就是,他们说谎了。高盛没有在是否对赌的问题上坦白。”莱文说他非常气愤,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对赌房地产市场过程中赚了大笔的钱,但是还对此死不承认,他们简直太贪婪了”。
不管是不是持有一个大空仓,高盛和布兰克费恩无法避开危机带来的海啸般的影响。2008年9月21日,也就是美国银行收购美林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的一个星期之后(这是这一时期最大的事件),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自愿放弃了投资银行的身份,转而成了银行控股公司。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能通过市场为日常的运营筹集资金,而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当然,这也确保了它们能够在危机期间从美联储获得短期贷款援助。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将这一举动看做最后一搏:希望圣母玛利亚在逐渐推动着市场对其公司信心的恢复,从而避免了破产的发生。而这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计划奏效了。在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的日子里,高盛从沃伦·巴菲特那里得到了50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也让这位世界最精明的投资者成了高盛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另外,公司还从市场中筹集了575亿美元的资金。
几周之后,也就是2008年10月14日,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召集了布兰克费恩和其他8家度过危机的华尔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向美国财政部出售总价1 250亿美元的优先股,这笔资金来自于总规模为7 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这个方案是国会在几周前的二审会上通过的。保尔森要求高盛集团接受100亿美元来自“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只有这样,投资者才能对这些代表着美国式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公司恢复信心。保尔森的理念,也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时任纽约联储主席、后来成为保尔森继任者的美国财长盖特纳认同的理念,主要在于,除非华尔街能够尽可能地恢复基本职能,否则经济状况就不可能好转。“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保尔森在几周后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保尔森的想法就是,接受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银行可以在经济逐步恢复之后向借款人继续借贷。
布兰克费恩从来不认为高盛需要什么解困资金——但是这又不能公开说明,如此一来必会惹怒美国总统。让那些接受了解困基金的银行家们深感不安的是奥巴马任命了肯尼思·范伯格作为他的“基金掌管人”,并且授权其可以密切地监督,甚至在需要的时候限制那些在金融机构工作并且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的补偿额度的人。那些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交易商原以为这些救助是无偿的,所以在得知肯尼思·范伯格被任命为“基金掌管人”时,都觉得不自在。2009年7月,高盛连同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归还了100亿美元的基金借款和318亿美元的红利,并且支付了11亿美元从保尔森手中买回了认股权——这是当初各家机构为了能够获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而卖给美国财政部的。
“老百姓非常气愤,他们想弄明白为什么纳税人的钱都用来拯救那些金融机构了,”布兰克费恩在4月27日的信件中这样写道,“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坚信只要能够还得起钱,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利润以及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和责任,我们就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那些公共投资者。这是我们的义务所在。”他在信中没有提及有关支付上限的问题,而这也会影响他归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或者提供信贷的决策。高盛可能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并不需要这9个月期限的救助金,而美国纳税人在这期间则从高盛收到了一笔年化利息在2315%的投资回报率。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对此表示出哪怕一丁点儿的感激之情。相反,大家对这家公司所表现出的傲慢越来越感到憎恨与厌恶。让高盛感到欣慰的是,2009年它就恢复了元气,当年赢利132亿美元,奖金支出高达162亿美元。布兰克费恩对大众向华尔街表达不满装聋作哑,但是这场为华尔街埋单的行动终究让高盛成为了政客们发泄的目标,也为监管者寻找到了对执行数十年的自由监管准则动手术的决心。那些还没有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竞争对手对高盛也非常不满。
有些人,比如说奥巴马,相信是政府在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得当才让银行体系得以恢复,当然也包括高盛在内。我们可以看看高盛股票的走势图。2008年感恩节以后,每股价格一直在4741美元的低位,而在2008年9月份之前股价高达165美元。到了2009年10月,高盛的股价实现了大翻盘,达到194美元。“2009年,我们持有的高盛股票升值14亿美元,您的期权也长了数倍,”这是摩根大通的前任董事总经理,也是“资本机构”的创始人约翰·富勒顿(John Fullerton)在2009年岁末写给布兰克费恩的信中所提及的。“你必须要承认,
尽管比没有发生危机赚得少但这样的收益还是要归功于纳税人对金融业的救助。”
詹姆斯·克拉默现在是一家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和美国有线电视的评论人,他曾经是在高盛财富管理业务单元工作的股票经纪人,他认为,要是没有政府的救助,高盛也会被踢出局的,就像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一样。“它们没有挺过来,更没有获得。”他所说的“没有获得”指的是高盛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资助。然后他又做了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说明。“股票的价格是怎么从52美元又回到180美元的?”他满腹疑惑,“难道是他们工作很努力,然后做得更好了?是因为沃伦·巴菲特这样的大投资者?还是因为美国政府竭力去挽救银行体系,以此击退那些大量卖空股票的投机者,并实现突围?谁终结了这次危机?是加里·科恩
(高盛主席)
吗?当然不是。答案是美国政府。”克拉默说道,“(危机)的时候,高盛比雷曼兄弟运行得好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联邦政府决意保护它们,而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也清楚地宣示禁止卖空这些(银行体系)股票”。
2009年,当美国国会和证监会开始调查高盛可能导致了危机爆发的商业活动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很多令人生厌,甚至是有欺诈性质的行为。2010年4月,国会和证监会开始公布调查结果,关于高盛的资料逐步被公开出来,实践证明布兰克费恩并没有预计到,也没有能力处理危机。
布兰克费恩现在将公司的历史重担扛在肩上。他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家伙,他是个秃头,喜欢眯眯眼,有的时候还喜欢皱眉,长得就像1981年电影《与安德烈晚餐》中的华莱士·肖恩。他被描绘成“一个有喜感的小矮人,带着一个光亮的秃头,有点凹陷的双颊和微笑的面容”。但是作为华尔街的巨擘,他的确非常机智,有自知之明并且非常敏感。“当然,我感到自己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去处理和应对针对高盛声誉的各种攻击,”他最近在
高盛位于曼哈顿大街价值21亿美元、43层高的新大厦
中的41楼非常宽敞舒适的办公室
说道:“这并不轻松。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攻击)当然会造成损失。我认为这会给我周围的人造成损失,反过来也会给我带来更大的伤害。”
对布兰克费恩的第一个考验是2010年4月16日,证监会对高盛和其旗下的一名副主席提起民事欺诈的控诉。起因是他们推动了一款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复杂抵押证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是一款合成的担保债务凭证(CDO)。高盛创造出的这款CDO产品并不真正包含房屋抵押贷款,但是却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赌。尽管产品的结构非常复杂,其背后的原理却非常简单:如果接受抵押贷款的人能够持续地进行偿付,那么证券就能保持其价值。相反,如果房屋持有人出现违约,那么证券就会出现价值缩水,其持有人也很难得到其购买证券时约定的现金支付。
在2007年4月末购买CDO的投资者都在赌房屋持有人会持续地偿还他们的抵押贷款。但是在华尔街扭曲的自大傲慢之下,当然这也是金融技术进步的表现,CDO的存在也意味着还可能有投资者进行相反方向的赌注——那就是房屋持有人可能还不起房贷。从理论上说,这和轮盘赌没有什么区别,有的人压1亿美元在红色上,也有人压1亿美元在黑色上。很明显,有人会赢,有人会输,这就是赌博。这也是21世纪早期的投资。对每一个买方来说,就会有一个卖方。所以,很多华尔街的公司也生产和出售这种证券,这毫不奇怪。
但是在对高盛的诉讼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该集团在轮盘赌的游戏中捣鬼,它总是让黑色出现的几率大于红色出现的几率。而且,证交会还认为赌场的管理者也参与其中,和那些赌黑颜色的家伙沆瀣一气,一同对付向红颜色下赌的赌客们。要是如此的话,就没有公正可言,那后果又是什么?
特别地,证交会声称高盛集团以及副总裁法布里·托尔雷(Fabrice Tourre)(其花了6个月设计了一个CDO产品)在安排交易的过程中对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极大的误导和遗漏”。他们没有披露高盛的客户——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他向高盛支付了1 500万美元的手续费设立了这支证券——不仅对赌房屋所有者会违约,而且出重拳选择了和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这些都是与上述提及的CDO相关的证券,原因就在于保尔森希望这些抵押债券违约。证交会进一步指出,高盛让一家名为ACA的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第三方负责选择和上述CDO有关的抵押证券。表面上看,保尔森对赌CDO会表现良好,但实际上却是在进行反方向的操作。
为证交会的陈述提供依据的是在交易达成的大约6个月后——这宗涉及CDO的交易代号是ABACUS2007AG1,这些与ABACUS有关的抵押证券中的83%被评级机构降了级——这意味着风险急剧上升,违约近在眼前。2008年1月中旬,与之相关的99%的抵押贷款证券被降级。简而言之,保尔森获得了巨额的回报——9个月之内赚了大约10亿美元。
在这次交易中的失败者是两家欧洲的商业银行:一家是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IKB银行,其损失为15亿美元;另一家是荷兰银行,其正处在被由苏格兰皇家银行牵头的联盟收购的过程之中——后者也因为陷入危机而被英国政府收购,被控制84%的股权。荷兰银行卷入的原因是其为了每年150万美元的手续费收入,同意给ACA资本控股公司96%的风险进行担保,这是一家ACA的附属公司,其投资了951亿美元进行做多的对赌交易。换句话说,荷兰银行相信ACA资本控股公司能够偿付保险担保,也就是ABACUS不会产生损失。在2008年年初ACA资本控股公司破产以后,荷兰银行连同苏格兰皇家银行都不得不偿还该公司与ABACUS有关的债务。2008年8月7日,苏格兰皇家银行向高盛支付了84亿美元,而其中的大部分又被高盛支付给了保尔森基金。
高盛在此交易中也损失了1亿美元,当然没有包括1 500万美元的手续费。因为在2007年4月,其手里握着一些卖不出去的ABACUS。不过,美国证交会声称高盛和托尔雷“他们故意、不顾一切或者说有意地在条款中进行了误导,在备忘录中没有揭示出ACA选择证券过程中保尔森基金发挥的重大角色——其在交易中的利益和IKB、ACA以及荷兰银行正好相悖。(高盛)和托尔雷是故意、不顾一切或者说有意地误导ACA相信保尔森基金投资了ABACUS证券,进而使他们在选择证券时误以为二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实际上二者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证交会要求纽约南区法院找到高盛和托尔雷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证据,并返还因为欺诈交易而获得的“所有非法所得”,并同时对其处以民事罚款。
开始的时候,高盛似乎对证交会的揭露毫无准备,部分原因在于证交会这个举动完全出乎高盛的意外——怎么自己成了涉嫌内部交易的公司了呢?在2010年4月30日,布兰克费恩告诉查利·罗斯,他是在早晨偶尔浏览电脑的时候得知证交会对其提起民事诉讼的消息的。“我看到了这条消息,然后就开始觉得胃里面翻江倒海”,他说,“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非常震惊,非常、非常的震惊。”
2009年夏天,高盛从证交会收到了所谓的“韦尔斯通知”Wells notice,即SEC进行民事起诉前的预先通知。——译者注 。直到2009年9月,高盛长期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向证交会提交了材料,其中用很长的篇幅回复了证交会的质询,以此希望证交会不要再对高盛提起民事诉讼。自此以后证交会就再也没有和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以及高盛进行任何接触,尽管后者曾经在2010年的一季度试图联络证交会并尝试进行和解。证交会再一次和高盛接触,并带来控告文档是在2010年4月16日,这一天也恰逢是证交会的一名检察官发布了一份有关证交会在麦道夫庞氏骗局案件中处理不当的报告的日子。
可想而知,媒体的焦点聚集在了高盛欺诈诉讼上,而不是证交会没有处理好麦道夫的案子上,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高盛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和媒体记者的交流上了。高盛对证交会的诉讼的最终反馈是否认了全部指控。“证交会的指控在法律和事实面前都无法找到证据,我们必须奋起和他们抗争,保护高盛集团和它的声誉。”这是高盛最早的声明。几个小时以后,高盛又做了一份更加详尽的辩护书:其披露是翔实和适当的,投资者知道所承担的风险并愿意为此下注,无论如何,这些投资者都是些大人物。而且高盛还声称它“从来就没有向ACA说过保尔森是长期的投资者”。除此之外,高盛最终也赔了钱。“我们常遭受损失,我们不会设计一款会赔钱的投资组合的。”高盛如是表示。
高盛也提供了一些有关这笔交易的背景资料。“2006年,保尔森基金表示其对房价下跌这样的交易感兴趣,”高盛解释说,“然后公司就设计了一款担保债务凭证,如果基础证券的价值下跌,保尔森基金就会获益。而在交易的对手方,IKB和ACA管理公司则会从基础证券价值上升中得到好处。ACA作为担保债务凭证的管理者,曾经对这种产品做过长期的跟踪,在这笔交易之前还曾做过26笔交易。”不过,高盛的辩驳并没有阻止由于证交会诉讼带来的市场大屠杀,那一天高盛的市值损失了124亿美元。
证交会对高盛的起诉并非是突然的心血来潮。比如说,ACA并不是无辜的受害者,2004年ACA把自己从一个市政债券的保险商转变成投资高风险担保债务凭证的投资人,其方式是贝尔斯登旗下的私人股权基金购买了ACA 115亿美元的股权,从而成为了ACA最大的投资者。而且资料还显示,保罗·佩莱格里尼(保尔森基金的合伙人)以及劳拉·施瓦茨(ACA的董事总经理)曾在一起碰过头,包括在2007年1月27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滑雪场的一间酒吧——谈论的主题就是在ABACUS中的投资组合的构成。据报道,佩莱格里尼在其对证交会的证词中曾明确说道,他通知过ACA保尔森基金将会做空ABACUS,并不再是其股权投资人(佩莱格里尼并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其证词也没有公之于众)。其他的资料显示保尔森基金和ACA对于哪些证券应该包含在ABACUS中曾达成过一致,并对证交会认为ACA是受到误导的判断提出了质疑。
还有一封邮件是IKB的一位副总裁齐默尔曼在2007年3月12日写给一位在伦敦的高盛银行家的,当时这位仁兄正和法布里·托尔雷一起处理ABACUS交易,这也揭示出IKB曾对ABACUS应该纳入哪些证券发表过看法。“你知道吗,我想把弗里蒙特和新世纪的债券剔除掉。”齐默尔曼所提到的是两家抵押贷款公司,当时正遭遇财务危机(后来的资料显示两家公司都因此破产),因此齐默尔曼想将这两家公司从ABACUS的投资组合中剔除。“我想去公司的咨询委员会告知此事,这需要他们的支持。”ABACUS的投资组合中最后并没有包括弗里蒙特和新世纪的任何相关抵押贷款证券(齐默尔曼没有对此事再做任何评论)。IKB的一位已辞职的信贷官员告诉《金融时报》,当时来自于更高层要求我们购买华尔街的担保债务凭证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我在24小时之内还没有搞定这件事,其他人就会完成此交易。”他说道。另外一个担保债务凭证的投资者告诉这家报纸,尽管IKB被骗了,“但是他们的投资团队可都具有博士学历,他们会跟踪和分析每一笔担保债务凭证交易,”他说,“当然,华尔街知道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对其了解。当你看到他们出现在各种会议上的时候,总会有一群银行家跟在他们后面。”
这场美国证交会和高盛集团之间的判决结果是给高盛一个延期,也就是在2010年7月19日之前以书面的形式向证交会作出回复。在2010年7月14日,也就是判决生效的5天前,如预期所料,高盛和证交会达成了和解。当然,高盛既没有认罪,也没有否认,只是同意支付55亿美元,这包括了高盛在ABACUS交易中获得的1 500万美元手续费和民事罚款535亿美元。高盛承认其行为不妥时做了如下表述,“在ABACUS 2007AC1的宣传材料中信息的确不够充分。最大的问题,是在宣传材料中仅仅提到相关的投资组合是由ACA进行的选择,只字未提保尔森基金公司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保尔森的经济诉求和那些担保债务凭证的投资者的利益是冲突的”。高盛也同意对其审核、风险管理以及法律程序进行修改以避免类似ABACUS这种混乱的情况再次发生。
尽管高盛和美国证交会之间达成了和解,但是证交会针对高盛副总裁托尔雷的诉讼仍在继续。2011年1月,ACA的一家分支机构在纽约法院起诉高盛,并寻求最少12亿美元的损失补偿——总有一些冷静、客观的声音对高盛集团及其所宣称的行为提出质疑。批评家们哀叹ABACUS交易事件代表着华尔街和客户之间看似神圣的契约关系的消逝。“美国证交会对高盛的控诉让我们必须严肃看待资本主义市场的诚信问题。”小约翰C科菲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阿道夫A伯利教授,在2010年5月4日国会作证时如是说。“投资银行让交易的一方设计能够惠及投资交易另一方的投资条款,而且并未告知这么做的后果——尽管另一方的地位可能较低。这种做法伤害了大多数的美国人。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投资者的信任感和信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我们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效率。‘把客户放在第一位’曾经是投资银行的交易标准,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让客户信任,投资者才能有信心购买他们出售的证券产品。但是由于衍生产品和复杂的金融工程的兴起,一些公司的做法偏离了原来的商业模式。”
迈克尔·格林伯格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曾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下属的交易和市场部做过董事,他认为美国证交会对高盛的诉讼可以和1942年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的胜利相提并论。“这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要忠诚。我们是为对赌游戏的双方提供参考建议的,这样才是个好赌局,这也是我们做生意的主流方式。”格林伯格对此解释说,“(证交会)这么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创了高盛集团。”高盛并不是唯一一家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他说:“但是这件事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高盛所做的狡辩让无数本没有卷入这场纷争的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约翰·富勒顿,一位曾在摩根大通工作的银行家在其博客里面补充说,“这件事的核心,华尔街的失败、高盛的失败,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法律和监管规则的道德失败。高盛和美国政府间的这场战役促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金融的本质”。
高盛遭遇的第二波攻击潮始于2010年4月24日那一个周六,参议员莱文宣布高盛要在4月27日出席他的常务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这个委员会正在研究金融危机的起源问题。莱文的委员会想要了解高盛在这场危机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有一些秘密保守了数月之久,以至于媒体没有注意到这家公司。“像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不仅是市场的做市商,而且还是助推风险和复杂金融工具的发起者,它们贪婪自私,制造了这场危机。”参议员莱文在2010年4月24日的媒体通风会上做出了如上表示,“它们把有毒的抵押贷款打包成了复杂的金融投资工具,并让信用评级机构给这些产品标出了AAA的评级,然后把它们卖给投资者并通过金融体系把这种风险不断放大和传播,它们也经常对所卖出的投资工具进行对赌,以客户的利益为砝码赚取利润。”(莱文是在评级机构听证会结束的前一天做此表态的,这也使其在数小时之内遭受到了来自高盛律师的猛烈抨击。)
莱文还拿出4封高盛内部的电子邮件,是他的调查委员会在核查数百万的文件以及莱文准备在听证会上公布的大约900页的文件中摘出的,邮件揭示出高盛所做的公开表态是不实的:高盛宣称在2007年对赌房地产市场中没有赚到任何钱,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这一次赌局中高盛赚了大约40亿美元。
2007年7月25日,
时任高盛联合首席运营官的加里·科恩给布兰克费恩和维尼亚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提到公司在对赌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那一天获得了373亿美元的利润,然后在公司持有的抵押贷款资产中做了322亿美元的减计,这样当天的利润就变成了5 100万美元。即使是高盛在抵押贷款投资组合中做了资产的减计,但是仍然赚了数以百万美元的利润,这促使维尼亚在回信中谈到了“大空头”“告诉你对那些没有空头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吧……”维尼亚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而在2007年11月18日的另外一封电子邮件中,布兰克费恩知道了《纽约时报》会在第二天的头版刊登关于高盛是如何“避免了抵押贷款的麻烦”。布兰克费恩对于有关他自己和公司的新闻都非常谨慎,却没有对上述的报道记者过于谴责。“我们当然没有躲过抵押贷款的麻烦。”布兰克费恩在几小时之后做了回应,“我们也输了钱,而且因为进行了做空交易,我们输的可不只是金钱”——高盛对赌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崩盘。“现在一切还没有结束,谁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
和后来在美国证监会诉讼中的记录不同,这个时候高盛显然是有所准备的,甚至在回应这件事情上还显得咄咄逼人,在同一个周六,高盛连发了26个设计好的文件驳斥莱文所做的陈诉和声明。其中还有很多莱文收集到的、并不打算公布的高盛的电子邮件和文件。其中就包括4封非常私人的信件,是被美国证监会起诉的高盛副总裁法布里·托尔雷写给其女朋友的信件——她也刚好是高盛集团在伦敦的雇员。高盛另外一封公开的信件是托尔雷写给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女博士的。这封信似乎表明托尔雷欺骗了他在伦敦的女友。其中最值得一看的部分是用法文写的(托尔雷和他的两个女友都是法国人)但是因为某种原因,高盛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向媒体公布的却是英文的翻译版本。“这简直太愚蠢了,”托尔雷的一位原来的同事如是说,“高盛把这件事公布出来简直难以置信。”这违反了高盛自己宣传的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的原则。
高盛让托尔雷如此难堪,在等待美国证监会诉讼宣判的时候,公司已经安排他“有偿离开”,并且支付了他的律师费,这让很多人感到很迷惑,并且对这一决定的道德性产生了质疑。高盛的道德准则经常被表述为该公司期望“我们的员工拥有较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但是也表示“公司有的时候会放弃其中的某些伦理条款。”(高盛拒绝在决定公布托尔雷电子邮件的时候发布对伦理准则予以撤销的声明。)
在2010年4月27日的听证会上,汤姆·科伯恩,一位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来自于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问了托尔雷电子邮件的事情,以及他对高盛公司公布其私人信件的感受。托尔雷并没有把回答的重点放在科伯恩询问的高盛的行为上,而是谈了他自己的想法。“科伯恩先生,正如我不断谈到的,对那些邮件我非常后悔,”他说道,“它们对公司和我自己的影响都非常不好,我真的希望,是真心地希望那些邮件没有发出去过。”几个小时以后,科伯恩又询问布兰克费恩关于公司公布托尔雷私人电子邮件的事情。“这对你的员工公平吗?”他问道,“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员工这么做?”在布兰克费恩勉勉强强给出答案之后,科伯恩又说道:“要是我给高盛打工的话,我是真的非常担心有天会成为替罪羔羊,然后被拿出来晾在公众面前,因为没有谁愿意把私人的信件拿出来分享。”布兰克费恩又回应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想把这件事公布,然后再解决它,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媒体就是媒体,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挺极端的,我并不知道这些电子邮件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邮件中我们的员工的重点是什么,我是说我们没有增加什么内容,这是我想要说明一下的。”
在莱文参议员
持续了11个小时
的听证会上,众高盛的现任和前任执行官,包括布兰克费恩和维尼亚,还有三个进行做空交易的交易员被交替的嘲笑和抨击,并被阻止去卫生间。表面上看,这次听证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查投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但实际上听证会并没有过多地关注高盛是否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通过压低与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价值使金融危机恶化,而这可能是最主要的议题。相反,重点讨论的是在证监会诉讼中核心的合成CDO的类型问题,以及很多投资者关心的在这些证券中存在的冲突的利益问题(莱文认为证监会的诉讼和这次听证会在时间上是“偶然的巧合,但目标的确是一致的”。证监会的检察长调阅了证监会诉讼的档案,以求调查是否存在某种政治因素,但结论是否定的)。比如说,没有参议员向
高盛的首席风险官
克雷格·布罗德里克(他是维尼亚陪审团中的一员)询问,关于他在2007年5月11日的文档里面提到的一项高盛降低其CDO价值的重大决定。
莱文参议员在其开场白中对高盛进行了严厉指责。尽管莱文也指出“如果能够正确行事的话,投资银行能够把国家财富输送到有意义的活动中,也能够在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之后他还是拿出了反对该公司的证据。“事实证明高盛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客户以及大众的利益之上”,莱文说道,“它对复杂的金融结构产品的滥用促使那些有毒的抵押贷款在金融体系的泛滥。当金融体系最终在这些有毒资产的重压之下崩溃时,高盛却从中获利。”他非常质疑为什么高盛的高管们总是在否认获利的事实,因为“公司的文档已经显示出在其对高风险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进行营销时,它也正在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尽管有无数的证据证明高盛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它就是不断地进行否认”。
“这有什么问题吗?”莱文参议员非常不解地问道,“实际上,并没有法律、伦理或者道德约束对利润的追求。但是高盛却没有用正常的手段来赚钱,它利用了客户相信它不会出售自己都相信没有成功几率的产品的预期,利用了客户相信公司和客户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逻辑判断。对客户来说,这些都是合乎情理的推测,但是高盛并没有把他们看做有价值的顾客,而仅仅是自己获利的目标而已。问题在于高盛并没有把顾客得到好处自己才会获益作为目的,而是把顾客输钱自己才会获益作为目标。”他认为高盛的“行为让人们质疑整个华尔街的作用和功能,传统上华尔街被看做经济的发动机,对赌的是美国的经济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
莱文参议员对那些电子邮件尤其地注重,那天
电子邮件于他就像短剑于骑士般重要,
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些电子邮件能够显示出高盛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一封由托马斯·蒙塔格(Thomas Montag),高盛的一位合伙人写给斯帕克斯的电子邮件,其中谈到了高盛的另一款名为“森林狼”的合成CDO——这是在2007年3月通过高盛和它原来的一个合作者,名叫灰狼资本的公司联合发行的、价值10亿美元,在发行后不久就基本损失殆尽。“这简直就是一笔烂交易。”蒙塔格在2007年6月写给斯帕克斯的电子邮件中说道。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在当年7月被清算之前,曾经购买了大约4 000万美元的该项产品。澳大利亚的一只对冲基金用8 000万美元买了面值1亿美元的产品,但是很快就损失了5 000万美元,并且不久之后就破产了,随后向高盛提出了在交易中“明显被误导”的指控。后来高盛的一位交易员把3月27日,即“森林狼”向市场出售的日子指称为臭名昭著的一天。
在较早的听证会上,莱文参议员询问了斯帕克斯关于蒙塔格电子邮件的事情(蒙塔格是美国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从未被要求在莱文的委员会调查中作证。)当斯帕克斯尽力去澄清说那只是“部门领导”,即蒙塔格写的一封信,但并不“存在销售压力”的时候,莱文对此并无太多兴趣反而不断强调这封电子邮件是高盛的一位高管写给另一位高管的,而且其中的情绪相当明显。当斯帕克斯想说明一下“背景”时,莱文打断了他。“背景,让我来告诉你,这是非常明显的,”莱文说,“6月22日是这封电子邮件的日期。‘这个产品真是糟透了。’这么糟糕的产品你是怎么在6月22日卖给客户的?”斯帕克斯说交易的价格反映的是买卖双方的观点。“但是,”莱文回应道,“你没有告诉他们这是个糟糕的交易。”一位高盛的合作人说:“在很多人投资损失殆尽的时候,高盛的高级管理者却把这交易说成是糟糕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据一位接近蒙塔格的人士说,蒙塔格只是和斯帕克斯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对使用了“糟透了”这个词后悔不已。“他是不是希望自己说那是一个不好的交易呢?”这位人士说,“是的,那本不应该发生,但除了那样,他不应该像这样说‘这是个不合适的交易’尽管这是一个不合适的交易,因为它的表现的确不好,但是政客们并不在乎怎么讲,只要对他们有利就行了。”
澳大利亚的那家对冲基金公司对高盛的起诉核心就在于,要是高盛表明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那么即使有折扣价格,该公司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出手购买“森林狼”产品了。“高盛有意隐瞒了关于‘森林狼’明显的瑕疵,”这份控诉中谈道,“相反,高盛误导我们说这只产品的表现是非常良好的。”(但是高盛认为这起诉讼是该公司在转嫁问题,也就是把自己的投资失误转嫁到高盛的身上。)
参议员莱文将斯帕克斯引向了高盛的一系列内部邮件之中,这些邮件谈的是把“森林狼”向市场出售的重要性。他想要了解的是在蒙塔格对“森林狼”做出判断之后高盛是如何行事的。斯帕克斯开始解释证券的价格是如何驱动需求,以及如何利用折扣价格吸引购买者的。但是莱文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如果你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我们就不能从你这里得到更多的明确的答复。”
当高盛的CFO维尼亚在同一天作证时,参议员莱文也问到了蒙塔格的电子邮件的问题。“你是否认为高盛应该把这款产品向客户出售——要知道高盛实际上是在做空的?”他问道。“我认为这是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我觉得我们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在维尼亚继续回应之前莱文打断了他:“当你得知你的员工在电子邮件中是这样看待交易的时候,他们说‘哦天哪,这可是个糟糕的交易’,你会作何感想?”
维尼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脱离了准备好的手稿:“对这些电子邮件我感到很不幸,我认为那是不对的。”
“你的感觉是什么?”莱文反问道。
“我认为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这样讲都是不幸的。”维尼亚的回答还是不断重复着。
“那如何理解能相信这款产品而且还对外出售呢?”莱文继续问道。
“我认为这也非常不幸。”维尼亚说道。
“是的,这是应该开始的地方。”莱文回答说。
“是的,你是对的。”维尼亚说道。
在等待了几天之后,布兰克费恩终于出现了,参议员莱文也问到了他关于蒙塔格电子邮件的事情。“你对于出售那种即使是自己人都认为是赌博的产品作何感想?”莱文向布兰克费恩问道,“这让您很伤脑筋吗?”布兰克费恩看上去有一些困惑,并质疑蒙塔格的评论可能是一种假想。当莱文使其确信这封电子邮件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并且蒙塔格在信中写道“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是一场赌博”。布兰克费恩看上去有一些失去平衡,他向一侧歪了歪有些秃顶的头,然后眯起眼睛,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做的事情——但是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在躲闪什么。“那些和我们做交易的投资者,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布兰克费恩如此回应,并补充说,“购买证券的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因为他们认为证券会升值的。而那些出售证券的人则认为价值会下降。”
布兰克费恩的回答可谓相当符合市场逻辑——在价格升降的过程中,每一个购买者必定会对应有一个出售者,反过来也一样。这就是说,莱文对高盛或者是他本人的愤怒是不必要的。“我本人也相信市场自由主义,”莱文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说道,“不过要真是自由交易的话,那么就不会是只有几个人获得巨额的好处,而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我们大家伙。自由交易应该是没有欺骗的,没有利益冲突的。我们需要警察,需要把真正的自由带回华尔街。”在听证会后不久,和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一起,莱文介绍了一项关于金融改革的修正案,这是一项宏大的改革方案,旨在阻止华尔街公司从事“给任何投资者带来利益冲突的交易。”这些交易主要就包括了资产证券化的产品,比如CDO等。该修正案的一个版本最终包含在了由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7月21日签署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之中。
参议员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高盛是如何能够持续出售这种危险的抵押贷款证券的,而且为什么在精明的投资者想要购买这种证券的时候,公司自身却非常确定,甚至赌抵押贷款市场行将崩溃的?明确一点说,为什么存在如此多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合成的CDO还继续存在?是否因为这些证券聪明过头了?就这件事而言,2011年1月,高盛向它的大额客户们提供了15亿美元独资社交网站公司Facebook的流动性较差的股票,目标估值为500亿美元,然而同时又告诉他们,可能随时会将其卖出375亿美元或用来套期保值,却没有告诉他们私募股权基金经理理查德A弗里德曼已经因风险过高而拒绝了投资,如此下来,高盛怎么会安心?
布兰克费恩在他那整洁的新办公室里俯视着整个纽约港,准备以一种在参议院审讯上无法明确表达出来的方式,为合成证券进行一次英勇的辩护。他举了某地区或某年投资者与抵押证券组合的例子,期望证券投资组合能多样化或者说分散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就像是其他的衍生品,”他说,“如果双方都有风险偏好者,你就可以以这些证券为基础来‘合成’(其实就是‘衍生品’的另一种说法),以使证券投资组合多样化。我们可以来做分析,消除或增加你在国家、地区、年份、信用方面的风险暴露。我们可以成为交易中的一方,也就是我们扮演做市商(有客户会让我们这么做)也可能从其他人或机构引入风险。我们也许会引入一些风险,但不是全部风险,或者我们可以尝试复制一个证券投资组合。对我来说,这么做的效果就像其他衍生品协助塑造一个投资组合,是为了给一个机构揭露风险或满足他们的期望。”而且,他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事物所产生的风险没有视而不见。“有公平交易的,”他继续说道,“如果难以分析证券和风险或证券流动性太差,或者这样那样的原因,你可以完全决定这类交易不能做。但是从这些所谓没有社会用途的衍生品中很难找出具体的类别。”
然而参议员莱文仍然对布兰克费恩的辩护不以为然。他相信,一旦高盛决定在2006年12月缩减市场份额,它就会停止出售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例如ABACUS、森林狼或者其他抵押担保证券,并告知客户这些证券每况愈下。“作为一名律师(布兰克费恩和莱文都是哈佛法学院的研究生)他们受到的培训是,你得到了一个客户后,你的职责就集中在那位客户身上,我知道有许多不同级别的职责,我也理解,但是在我看来,从基本的常识上判断,这些职责很明显是违反规定的,”他在一次会谈中说道,“在审讯中的的确确使我不满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包装出售是多么的错误,他们试图抛掉那些在内部称之为‘废物’、‘垃圾’甚至其他更难听的名字的产品,并卖给客户。然后下重金做空。再通过做空赚了一大笔钱。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基础就是利益冲突本身——在出售证券的同时做卖空交易。往伤口上撒盐就是说当你正在出售某种东西,你心里认定这是垃圾并急于出手,并将它描述成你希望客户以为的样子。对我来说,潜在的伤害就是利益冲突是不是就像我所描述的那样。”
在布兰克费恩的开场白中,他告诉参议员莱文的委员会,4月16日,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诉讼那天“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我知道对我们公司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他继续说,“我们深深地相信在一种崇尚团队精神的文化里,是依赖于诚实和奖励勇于说‘不’的人。140年来我们一直是一家以客为本的公司,如果我们的客户认为我们不值得他们信任,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没有一家公司喜欢看到标题中有“假”这个字出现在它的名字旁,或者其高管人员受到公众指责。高盛公司也不例外。威尔·罗杰的箴言说“用一生塑造的声誉可以毁于一旦”,这句话随着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诉讼到参议院审讯的这11天逐渐地体现在了布兰克费恩身上。
布兰克费恩致力于细节调查并深入高盛的世界观,他进一步发现高盛受到了不公平的诽谤。面对普遍的经济失调他没有看清整个局面,理解不了对高盛巨额利润的抱怨,这与华尔街中的思想偏颇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高盛自认为是精英中的精英——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明智、优秀。的确,高盛成功的事迹和悠久的历史突出了一种政治真理:丑闻并非不合法,它是合法的。没有一家公司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危机后,在这条细小的分界线上能比高盛更加游刃有余。高盛当然是成功者,因为它不断地雇用和提拔聪明敏锐的人(其中偶然有一位女性),也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根据风险收入给予丰厚奖励的赢利环境。它还因创造了华尔街与政府办公大厅之间无与伦比的关系而成功——这种关系被称为“高盛政府”。这种关系最终形成了在金融深渊边缘徘徊的世界市场,现在称之为大萧条。

媒体评论: 这是对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的全面的历史研究和分析。通过与高盛的高层领导对话,科汉选择一种独立的“第三方”的客观态度来展示这些故事,既没有恶毒的攻击,也没有为其树碑立传。彻底揭开了高盛上升的密码,语言犀利,引人入胜。科汉将我们带入轶事趣闻与阴谋诡计交织的世界中。高盛所有至今还活着的高级合伙人都接受了科汉的采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话都很率直。当然,也有小部分现在仍在职的合伙人拒绝了科汉的请求。但就完成的这些而言,已经是宝贵的历史纪录了。
——《金融时报》

科汉曾经是个银行家,现在是位记者,他独特的身份使其能够把银行那些看上去略显矛盾的行为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一直在努力挖掘高盛的真相。
——彭 博

这绝对是本超级畅销书。这里面包括了高盛的客户、对手、前任雇员,他们都试图解释是什么样的贪婪与不择手段,才将高盛推到了现在的地位:庞大,实力雄厚,偶尔也有矛盾却总能顺利化解。就像一位知情者所说:“我看过他们对客户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欺骗客户、洗劫客户,就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在高盛工作就好像被施了魔法,目标除了追逐利润似乎别无其他。科汉的这本书开诚布公、仔细严谨地展示了这家金融机构今天的全貌以及高盛创造的奇迹和恐惧。
——《商业周刊》

《高盛如何统治世界》为我们详细梳理了高盛那错综复杂的网络迷局,文笔看似随意,背后的论证却很严谨,从议会的质询与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公开发表的资料中,绘制高盛帝国的成长轨迹。
——《经济学人》

本书是对现代社会赢利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投资银行的全面展示。作者巧妙地重新组合事实,解释了高盛如何在华尔街这样一个特殊的范围内也能获得极高的赞誉。作者将这些信息提供给读者,希望读者能自行判断现在的投资银行业是否已经走上正确的方向。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因为兼具资深记者的敏锐视角、投资银行家的深厚资历和广泛的业界网络,科汉才得以为读者详尽地讲述高盛这家华尔街最神秘的投行从1869年创建至今140多年的传奇历程,同时揭示华尔街的兴衰史和银行家的恩怨与纷争。
——袁铭良 金杜律师事务所华东资本市场部主管

书摘: 第1章 家 族 产 业
1869年,是高盛公司历史的起点。就像之后许多成为了成功银行家的犹太移民,当马库斯·戈德曼(Marcus Goldman)1848年由德国中部的一个小村庄来到美国时,他成为了一名服装经销商。这也是拉扎德1848年在新奥尔良与雷曼1844年在蒙哥马利郡所选择的职业道路。这并不让人惊奇,因为犹太移民恰当的谋生手段是拥有一家店铺,这种看法是一种共识。而银行业的职位是为那些非犹太精英准备的,这种想法同样也是一种共识。
马库斯·戈德曼首先由德国的巴伐利亚到达纽约。但据《咱们一伙》的作者斯蒂芬·伯明翰(Stephen Birmingham)所说:“他很快起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山,那是年轻德国犹太移民中传说的小贩的天堂。”当他27岁时,他由德国开始这段旅程。起先,戈德曼是一名拥有一辆马车的商贩。但是据美国户口资料调查数据显示,1850年,戈德曼居住在费城,在那里,他在市场大街拥有一家服装店,并且在格林街租了一所“舒适的住宅”。那段时间里,他遇见了伯莎·戈德曼(婚后名),两人结为夫妻。同样在1848年,伯莎与她的亲戚由巴伐利亚移民美国,并定居在费城。她“能够很好地自食其力”,据伯明翰说,“她为费城的贵妇做刺绣和针线活。”伯莎19岁时嫁给了戈德曼。到1960年,数据资料显示,戈德曼成为了一名拥有两名雇员,6 000美元财富的商人,其中2 000美元是个人的;他养育了五名子女:丽贝卡、朱利叶斯、罗莎、路易莎与亨利。

1869年,马库斯·戈德曼全家迁往纽约城,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伯莎不喜欢费城,她催促丈夫向南搬迁。后来他们定居在纽约西14街4号。那时,戈德曼与他的许多犹太人同辈已经决定放弃服装生意,投入金融行业。
他在松树街30号开了一家独营店,主要业务是从当地生意人手中买入欠条。这项业务旨在帮助小本经营商人将应收款变现,省去了特地去城里银行兑换的不便。戈德曼的办公室是在一个靠近输煤管道的地下室。据伯明翰说:“在这些灰暗的日子里,戈德曼有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和一名干巴巴的兼职会计员(下午为殡仪馆工作)。”在办公室门上的铭牌写着“马库斯·戈德曼,银行家和经纪人”。
不管办公室多么简陋,戈德曼总是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上流社会的一员,“高挺的丝制礼帽,阿尔伯特燕尾服”,每天早晨马库斯·戈德曼都穿着银行家的标准行头去拜访仕女巷中的珠宝批发商里的朋友和熟人;他也去聚集着隐秘的商人和皮革商的“沼泽地”,伯明翰在《咱们一伙》中写道,“马库斯随身携带着他的生意经。他深知一个商人的主要需求就是现金。因为从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较高,这就意味着纽约的小本商人更倾向于把本票或商业票据以一个折扣价卖给像马库斯这样的人。”伯明翰将那时的“商业票据”(无保证的短期贷款)比做只能在未来6个月兑现的延期支付支票。像马库斯·戈德曼这样的投资者都知道,在今天用现金以折扣价格买到的欠条,如果一切顺利,随着时间过去,他可以得到票据的票面价值。这种考虑是基于当下一般利率和有关金钱“时间价值”的理念。后者是指,眼下手中的1美元要比从现在时间算起的6个月后的1美元更有价值,这是因为在这6个月时间里你可能把这1美元用做投资,从而得到收益。
据伯明翰说,曼哈顿下城的这些小规模商业以8%~9%的折扣卖出票据。戈德曼以2 500~5 000美元买进这种票据,然后“把票据卷进他的帽圈里保存”。一上午的时间,随着从这些商人手中买下越来越多的折扣证券,戈德曼的“帽子比他的前额高出许多”。他以这种方法领先于后起的那些野心勃勃的银行家,这些人有:所罗门·洛布、雷曼家族和塞利格曼家族。帽子越高,他所完成的交易越多。下午的时候,戈德曼就会去上城的商业银行,像钱伯斯街上的商业银行、沃伦街上的进口贸易银行或者约翰大街上的国家公园银行。在那里他会看见一个“出纳员,也许是一个经理,”伯明翰说,“然后他们开始各打主意地讨价还价”,讨论的内容是有关银行方面为戈德曼带来的债券付多少钱,这和140年或更久之后戈德曼的后辈对抵押贷款证券所做的不太一样。伯明翰说,不久之后,戈德曼就可以在一年内买卖价值500万美元的证券。假设1美元获利5分钱,他一年可以赚25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戈德曼很快就提高了一家人的生活水准。他们搬进了位于麦迪逊大街649号的一幢四层高的褐色砂石建筑,该建筑有25英尺1英尺=0304 8米。——编者注 宽,90英尺高。这时如果在清晨出去办事,或者去赴一场购物狂欢时,伯莎都能负担得起包括一辆四轮马车和身着制服的仆人在内的“华丽的出行”。也是在这个时期,一次护照申请中,马库斯·戈德曼被形容成一个高5英尺3英寸1英寸=0025 4米。——编者注 ,有一张椭圆形面孔和灰色的胡须,肤色苍白的男人。他的前额被称为“高”。

戈德曼并不像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在生意中拥有许多合伙人(大多数是兄弟姐妹或是姻亲),他在13年来没有任何合伙人。在这些年里,戈德曼的个人财富和公司资产持续增长着,到1880年,公司资产达到了10万美元,而这些都属于戈德曼一个人。1882年戈德曼60岁的时候,他每年可以交易价值3 000万美元的证券,也是在这时,戈德曼决定引进一名合伙人。他顺从当时的风向,邀请了他的女婿塞缪尔·萨克斯(Samuel Sachs),即戈德曼最小女儿路易莎的丈夫加入他的公司。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家庭成员更容易控制和信任,也是因为在包办婚姻的时代,对于同样在1848年来到美国的移民萨克斯,戈德曼已经断定他拥有合适的才能。
塞缪尔·萨克斯的父亲约瑟夫是一个贫穷的家庭教师,而约瑟夫的父亲是一名马鞍制造匠人。约瑟夫·萨克斯在青年时期受邀成为富有的金匠贝尔的女儿索菲娅的家庭教师。据伯明翰描述,与贝尔家的愿望相悖,“穷困的家庭教师与商人家年轻可爱的小姐以一种童话般的方式相爱了”。他们决定私奔,并把美国作为下一个落脚点(尽管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资金现在仍不清楚,但伯明翰猜测,出逃时索菲娅·贝尔“在衣袋里装了一些她父亲的黄金”)。
萨克斯一家共养育了5个子女,美国内战爆发之后,他们举家迁往纽约。约瑟夫在纽约同时从事教师与教士两种职业,1871年他在西59街上开办了一所名为萨克斯的男校中学。长子朱利叶斯经营这所学校,并成为了一名广受关注的教育家。“萨克斯先生是一个严厉的、古板的旧式校长。学校里那些穿着闪亮的黑色制服,衣领浆得笔挺的学生们,很少能逃过惩罚。”据伯明翰说,这位校长强调纪律和传统,要求学生们能流利掌握包括梵文在内的9种语言。很快萨克斯中学就成为其他一些有抱负的犹太移民的一个选择,这些移民包括:雷曼、库尔曼、戈德曼和洛布。学校的理念是使这所男校中的男孩“为15岁时去哈佛读书做准备。”伯明翰写道。
朱利叶斯·萨克斯与戈德曼的女儿罗莎被安排成婚,之后证明这是一个受益良多的联合,于是路易莎也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塞缪尔。在塞缪尔15岁时,父母过早地去世之后,他就已经开始工作,当时是做出纳工作。
1882年塞缪尔·萨克斯31岁的时候,他的岳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这需要塞缪尔卖掉自己小小的布匹产业。伯明翰描述,为达成这个目的,戈德曼向萨克斯贷款15 000美元,允许其在3年多时间里按年头分期偿还的方式还清。萨克斯遵守约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偿还10 000美元。1884年5月28日,萨克斯家的第三个儿子沃尔特出生了,为了庆祝又一个外孙的到来,戈德曼同意免去塞缪尔最后一笔未偿贷款。伯明翰分析,在戈德曼的“旧式德国人的理念”中,他承认了塞缪尔·萨克斯成为合伙人的“能力和才干”,因此才免去了最后的欠款。路易莎·戈德曼·萨克斯保留着她父亲交给她丈夫的附有免除债务通知的信件。“因此,”在他祖父和父亲的公司工作了27年之后,沃尔特·萨克斯(Walter Sachs,死于1980年,享年96岁)在一本口述自传里说道,“恰恰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我为高盛公司完成了我的第一笔交易。”
随着塞缪尔·萨克斯的到来,马库斯·戈德曼的生意看上去开始像华尔街上那些由商品经销商转行的小型合伙生意了。这家公司开始以M高盛的名字被人所熟知。就像被许多各式各样的公司的历史证实的那样,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比如,在1884年2月,一只由马库斯·戈德曼购进的债券失败了。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 E道格拉斯的先生以高盛公司购进了1 100美元背书“卡尔·沃尔夫”,由“A克莱默”结算的债券。也就是,戈德曼为沃尔夫卖出一份6月期的债券,买家是道格拉斯。但是,事实证明,克莱默的签名是伪造的,沃尔夫逃跑了,债券变得一文不值。道格拉斯以“曾以暗示的手段保证债券是由克莱默签发的”为由在最高法院对高盛公司提出诉讼。这是第一次对买卖交易中的金融中介所负的责任做出的法律审判。陪审会认为高盛公司应对这件事情承担责任,就像是证券的认购人一样,不能仅因为“一经出售概不负责”,这样约定俗成的经验观念而认为其无罪?(不久之后,高盛公司就成为了20世纪证券承销商的先驱),法官弗里德曼引导陪审团做出有利于道格拉斯的辩护,“尽量让他们相信被告在为沃尔夫卖出证券时的角色是经纪人”。最后,“陪审团做出了被告胜诉的裁定”,高盛公司不必负欺诈责任。如果在1886年3月陪审团做出了不同的裁定,那如今被我们所知的高盛公司就将会是原告一方的牺牲品,能否存在就是未知的了。
暂时从法律的压力中摆脱出来之后,M高盛继续向前迈进。1885年,戈德曼让儿子亨利和女婿路德维希·德赖弗斯加入公司,作为这次变动的一个结果,公司名字变更为高盛集团(也暂称高盛&德赖弗斯)。合伙人都居住在曼哈顿上西区,彼此相邻。马库斯·戈德曼弃用了位于麦德逊大道上的房子,搬到了西17街。
1893年12月,正在发展中的公司避免了一笔22 500美元的损失,这差不多是其总资本的5%,这笔钱贷给了百老汇大道上的一家小型男孩服装制造商NJ城堡公司。事实证明,这家公司的会计员贪污了50 000美元,当被发现时,他躺在一家用假名登记的旅馆房间里企图用煤气自杀。戈德曼比其他债权人更优先收回欠款,因为它贷出的是一笔短期贷款。
1894年,塞缪尔·萨克斯的兄弟哈利·萨克斯加入了公司。此时,公司位于交易广场43号二楼的办公室里,有5名合伙人、10名职员和一些信息员。在这个时候,高盛公司拥有585 000美元的资本和200 000美元的年收益,这是源于公司的有形权益达到惊人的342%以及其对操作恰当的交易能带来多少收益的提前预测的能力。1896年,高盛公司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到1898年,公司的资金达到了160万美元,并且还在迅速地增长。
那时,公司还决定在国外开办一家交易所;到1899年6月,价值100万美元的金币被公司发往欧洲。许多商人都认为这个交易错估了行情,会损失很多钱,但是马库斯·戈德曼说这是一次“合理而有利可图的操作”,因为金币要比汇票更“便宜”。在之后的几年里,高盛公司与其银行业合伙人扎拉德投资公司在进出口金块的这个行业中,是最大规模中的一个。
马库斯·戈德曼同时也成为一名享有盛誉的慈善家,做慈善的原因里特别包括了“希伯来书”这一项,就如同那时美国的犹太移民所闻名的原因。戈德曼是呼吁成立一般性救助的一分子——这明显是有关此类内容的第一次呼吁,捐赠者“无关于宗教与信条”,被捐助者是那些“几乎身无分文”到达美国纽约的俄国犹太人。每月大概有7 500个俄国人抵达埃利斯岛,“并不是心甘情愿,甚至不像那些为了摆脱良心的迫害,追求自由的清教徒移民。他们在居住了几百年的故乡被无情地驱逐,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说,“希伯来人总是非常仁慈,以照顾他们民族的穷人闻名,然而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这个任务难以独立实施。”
随着财富的增长,高盛公司的合伙人们很快加入了由富裕的犹太银行家组成的“犹太人区”,并开始向新泽西厄尔本的海边城镇聚集。在汉普顿斯还没有成为华尔街的富人们度假的首选之地时,德裔犹太人的银行家们(又被称为“胡蜂”)在罗德岛的纽波特开发出了休闲设施,他们在那里以他们简单而独有的方式进行周末活动。厄尔本以及其氛围开始以“犹太的纽波特”而闻名。纽波特类似于中央公园西大道,据斯蒂芬·伯明翰所说,除了每个地方都明显的排外外,两个地方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佩吉·古根海姆将厄尔本称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地方,是贫瘠海岸上的不毛之地”。
塞缪尔·萨克斯在厄尔本的住所是一座采用意大利风格的豪华建筑,“外面粉刷着灰泥涂层,红砖瓦的屋顶,井井有条的花园,”伯明翰说,“采用凡尔赛宫的设计”。洛布家族、希夫家族和塞里格曼家族住在厄尔本里面或是周围。“在这段伟大的厄尔本年代里,从某一个时刻开始,”伯明翰说,“在纽约的德国犹太金融家和他们的家人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贵族群体。随着他们道德感的增强,对家庭关注程度的增强,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要比那些纽波特‘轻浮的花蝴蝶’要好上一些。”1904年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身体情况每况愈下的马库斯·戈德曼在女儿和女婿在厄尔本的家里度过一个夏天之后,在那里去世了。在此几个星期之前,塞缪尔·萨克斯的儿子亚瑟和保罗,在由哈佛毕业之后很快就加入了高盛公司。
马库斯·戈德曼将公司传给了他的儿子亨利·戈德曼(Henry Goldman)和女婿塞缪尔·萨克斯。公司运转情况良好,并不比华尔街上最棒的商业证券经营所差。但是高盛集团不仅仅想经营商业证券和黄金这样的贵重商品,它拥有更大的野心。它想要成为为美国公司贷款和募集股金的佼佼者。即使是在20世纪业务刚起步的时候,募集资金(称为“认购包销”)成为了面向想要增加劳动力和扩大工厂的客户的关键业务,这也导致了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资本主义的形成。
亨利·戈德曼由哈佛退学,没有得到学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危机意识,有将公司发展成为证券包销业务中的领军角色的憧憬。他在离开哈佛之后成了一名旅行推销员,在19岁时加入了家族生意并带领公司向证券包销行业拓展。这项业务意味着背负考量过的短期风险,在企业客户扭亏为盈之前买入股票或债务,然后把这些证券卖给先前确认过并有购买意向的投资者。在这其中,高盛为向客户提供资金收取一定的费用,并以尽快将证券卖给投资者的方式转移风险。通常当市场运作正常和平稳,不存在广泛的投资恐慌时,证券承销进行顺利,这样的话可以认为没有风险。此时,这项业务看起来就好像是魔法,或者是点金术。但是在其他的时候,如果股票的价格被低估,或者投资恐慌明显,包销商手中就可能滞留大量无人问津的证券。但这样的判断失误很少发生,当然2007年春季和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特殊而可怕的事例,但只要发生,结果对于包销商和投资者同样是灾难性的。
亨利·戈德曼和姐夫塞缪尔·萨克斯被认为是“相反的两个人”。萨克斯是一个保守的人,不论在他的风险控制的风格上,还是在日常着装上:甚至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分,据说他也穿着“一件薄薄的羊呢办公外套”。在建立合作关系方面,他也希望建立在过去合作成功的基础之上——为保护他的资金安全尽责。他的儿子保罗·萨克斯,曾经评论说,如果公司与并不特别了解的合作伙伴交易失败时,他的父亲会很满意。他们对于潜在合作伙伴的第一印象上往往是消极的。“从见面的第一刻起,”保罗·萨克斯揭示道,“我们就会被对这些人的主观看法扰乱,然而我不否认合作的结果可能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希望它失败,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会面时留下了消极印象,这种消极情绪会在每一次会面时都进一步加深。”戈德曼则恰恰相反。他穿着衬衫工作,经常告诉他的外甥沃尔特·萨克斯“金钱总是一种时髦的东西”。他喜欢交易铁路股票和公用事业股票并经常从中获利了,但是这会使资金面临风险。戈德曼和萨克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谨慎的风险操作和保守性投资的选择)从那时起就成为了公司DNA完整的一部分。
就像华尔街其他公司那样,使用戈德曼资深合伙人的DNA而使公司传承下去也成为一件必要的事。举例说,沃尔特·萨克斯在相对较小的年纪就进入了这个系统。沃尔特1904年从哈佛毕业,又在哈佛法学院进修一年之后,在1905年加入高盛做一名会计,日常工作只是一些卑微琐碎的活计。他同那时身为高级合伙人的父亲前往欧洲,成为一名秘书:用父亲的签名拍电报,写信或者派遣别人。塞缪尔·萨克斯在夏天回到了美国市区的办公室,沃尔特·萨克斯则获得许可留在巴黎。为了获得真实世界中相关的工作经验,他成了两家法国银行里无薪的实习生。1907年早期,沃尔特·萨克斯在柏林继续与银行业相关的教育,1907年年底回到纽约。塞缪尔·萨克斯向沃尔特·萨克斯许诺,一旦他完成了职责上的游历,他就可以拥有一次世界旅行——在银行业迅速发展的那个时代,在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银行系统内完成教育的银行家中,这种做法并不普遍。不幸的是,1907大恐慌干扰了命运的运行路线。塞缪尔·萨克斯发电报给他在伦敦的儿子:“我的孩子,你回家开始工作吧。”沃尔特·萨克斯自1908年2月2日开始在高盛集团全日工作。他被告知向纽约、费城和哈特福特的银行卖出商业证券。在第一天结束后,他带着没卖出的证券回了家,认定自己一定是一个失败者。
除去鼓励后辈参与家族产业外,高盛集团也积极寻求与其他银行业同行的联合,尤其是雷曼兄弟。雷曼兄弟在蒙哥马利和阿拉巴马以零售业和羊毛贩卖起家,是一家成功的家族企业。事实证明,亨利·戈德曼最好的朋友是菲利普·雷曼(Philip Lehman),他是5个雷曼兄弟中的一个,自伊曼纽尔·雷曼1907年2月去世后掌管雷曼兄弟。
当两个朋友的父亲去世并开始经营各自的企业之后,他们开始讨论扩大生意的方法。菲利普·雷曼向亨利·戈德曼建议:两家公司认真考虑共同经营证券代销业务。两人甚至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旨在垄断证券包销的
企业——高盛&雷曼。“但是”伯明翰说道,“来自于实践和思想上的压力,更不用说他们各自的家族体系都相当强大,所以最后他们决定在证券包销业务上联合。两家公司继续经营各自的优势业务——雷曼经营商品,高盛经营商业证券。两个朋友在证券包销业务上合作,收益五五分成。”
1906年4月,美国雪茄制造公司要求高盛为它卖出优先股以筹集450万美元的资金,在那时,高盛尝到了承销证券的甜头。1906年5月3日,高盛和其他三个机构认购了4%阿拉巴马州发行的50年期的未指明证券。等到菲利普·雷曼向亨利·戈德曼提出联合承销证券时,高盛公司知道这正是它想要加入的。
然后,公司就交了好运。这要感谢远房亲戚塞缪尔·哈默史洛,他从前是一名商贩,后来迁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成为了一名男式服装经销商。在他的婚礼上,戈德曼见到了哈默史洛的堂兄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罗森沃尔德有一家成功的服装制造企业,并加入了西尔斯公司。1906年6月,他在纽约居住期间拜访了亨利·戈德曼——他的“堂兄”和朋友,他问亨利,高盛是否可以借西尔斯公司500万美元。西尔斯公司刚刚建造了新的生产设备,需要钱来做运作资本。于是戈德曼告诉罗森沃尔德他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为什么不通过高盛和雷曼兄弟新成立的联合证券包销业务让西尔斯公司上市呢?罗森沃尔德会通过这个运作变得富有,而公司也会获得比贷款更多的资金。如果股票表现良好(从长期看当然可以),股票比起债务就会更昂贵些,如果经济波动的话,这也会降低企业短期的风险(在1907大恐慌时就起了作用)。考虑到如果项目运作并不理想,会对他的公司产生风险,于是在IPO之前戈德曼检视了西尔斯公司的财务表现,感觉良好。1904年,西尔斯公司产生了2 760万美元的收益,其中有220万美元的净收益;1905年,该数目上升到3 790万美元,280万的净收益。考虑在1897年,西尔斯公司的净收益只有237万美元,不难看出这家公司在10年之内的收益成指数增长。总之,西尔斯公司是发行IPO的优良候选。
这次交易从很多角度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第一,这是高盛和雷曼共同引领的第一笔大额的IPO发行。在之前有很多公司发行了IPO,像是钢铁公司、铁路、石油公司,但是,一家零售商品制造商准备上市还是很罕见的。作为一家犹太人的公司,高盛之前并没有在闯入由安德鲁·卡内基和小约翰 D洛克菲勒这样的老资格“胡蜂”管理者管理的大型产业公司募股的队列的过程中取得胜利。西尔斯公司IPO的发行,把这些第一次都集中到了一起。犹太银行家第一次为一家犹太人拥有的优秀企业承销股票。正是亨利·戈德曼的好运使他在高盛正向承销业务发展时与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成为朋友。
同时,高盛和雷曼认购了西尔斯公司3 000万美元的普通股,和股息为7%的优先股。高盛为IPO定价为每股975美元。“这简直是一条闪着光的轨迹,”沃尔特·萨克斯在1964年说道,“以我的看法,这种生意模式就是我叔叔亨利·戈德曼创造的。我觉得他是我们公司100年才会出的两三个天才之一。”
不久之后,据伯明翰说,高盛-雷曼证券承销团体是“最炙手可得的年轻证券承销团体”。高盛也联合了英国商业银行克莱沃特子公司来帮忙认购证券,并把证券卖给欧洲的投资者。与此同时,他们认购了14只主要的上市股,包括1910年,安德伍德公司,这家公司在1910年6月成为了五月百货;1911年2月的斯图贝克公司;1912年的FW伍尔沃斯公司;1912年BF古得利奇公司;1913年大陆集团。1912年,戈德曼也帮忙组建了BF古得利奇钻石橡胶公司。“西尔斯公司的那笔交易让我们在产业公司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沃尔特·萨克斯说。高盛为伍尔沃斯融资同样为公司带来了声誉。“弗兰克·伍尔沃斯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富人。”萨克斯说。他在曼哈顿建造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建筑——伍尔沃斯大楼。建筑师是卡斯·吉尔伯特。在大楼完工的时候,伍尔沃斯开了一个庆功会。“据说,吉尔伯特站在伍尔沃斯的左边,戈德曼站在右边,”萨克斯记得,“然后伍尔沃斯站了起来,并请他们都站了起来,然后他把右手放在戈德曼的身上,左手放在吉尔伯特的身上,说‘就是这两个人使这么棒的建筑成为了可能。’”
亨利·戈德曼在华尔街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使得他的观点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同样还有摩根公司的观点,1914年,威尔逊行政管理团队的两名内阁成员就1913年联邦储备法颁布后联邦储备系统的结构设计寻求亨利·戈德曼的看法。这里,关于政府对华尔街的调节管理,高盛公司已经准备好给这些政客们上一课了。在1914年1月6日纽约的听证会上,亨利·戈德曼告诉财政部长威廉 G麦卡杜和农业部部长戴维 F休斯敦,纽约需要有力的、资本充足的联邦储备银行。他认为纽约储备银行应该与英国银行地位同等,这样纽约才能成为国家的信用中心。他告诉储备银行组织委员会,除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拥有极高的地位,“除非纽约强大到可以管理控制交易,否则纽约所得到的交换业务不会比现在更多。”摩根同意戈德曼的看法——并且,当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成为了银行系统中最有力量的银行,高盛到现在仍是下属银行系统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现任纽联储行长威廉·杜德利是前高盛合伙人)。
但是亨利·戈德曼在那天同两位部长的谈话同样也揭示出了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戈德曼自身的品质和他所帮忙创造的公司的DNA。首先,同财政部长交谈时他将自己称为商业银行家——相当礼貌的,他说商业银行是他的主业,也是他的所长,“商业银行遍布世界,向国内国外的商业和工业提供信用。”他并没有提及他自己的公司在证券包销方面发展所得到的强大力量。从很早的时期开始,高盛公司就希望自己扮演的角色是经济强有力的支柱,而不是一部投机机器。
戈德曼同时也有一点刻薄,虽然也很精确,以一种自信的角度预见了本地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这就是他们不应将储备银行看做一个流动性的源头而不是正常的交易对象。联邦储备银行建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阻隔造成1907大恐慌的祸源,但是,银行在需求时才会急忙向储备银行求助,这种行为形成了新的危险。对这种危险,戈德曼好像本能地察觉到了。“‘援助’这个词,应该从我们脑中排除,”他告诉部长们,“‘获得援助’,意味着警钟……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应该把从储备银行贴现视做正常的交易,而不是危险时的救助。”
在讨论储备银行具体建造在哪些城市时,麦卡杜和戈德曼最后一次就储备银行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很容易想象这是1914年1月麦卡杜和戈德曼的谈话,而不是2008年9月保尔森和布兰克费恩之间的交谈。“当有需求时,储备银行可以凭借它们的力量将所拥有的资源转变为现金,投入流通中,这种力量是异常重要的。”麦卡杜对戈德曼说道。
戈德曼同意部长的看法,他同样认为提供流动性的能力是基础必需的,之后又回到了他以前提到过的储备银行释放流动性的市场信号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心理因素,这些因素相当古老,并且深植于人们的观念中,没有什么能够将它们清除,其中一个就是公共机构的资本实力。”
尽管这些洞查了银行系统运作的真理的看法充满智慧和自信,但会不会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亨利·戈德曼开始支持德国日益增长的充满野心的行为,这很快就成为高盛集团的一个大问题。举个例子,在战争爆发前,亨利去英国度假时,他姐夫塞缪尔·萨克斯表明公司是“明确站在英国的立场上”,使高盛在克莱沃特的业务伙伴放了心,结果却发现,当亨利·戈德曼回到纽约时,他开始直言不讳地宣扬他支持德国的评论“他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引用尼采。”伯明翰这样写道。
长期存在于萨克斯和戈德曼之间的紧张关系——曾经只限于他们对待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不同——现在上升到了公众舞台上。高盛两个合伙人决裂的催化剂是一笔5亿美元的证券发行,这是华尔街保证过的,目的是为盟军战争活动筹款(当然,美国在1917年才加入战争)。最初的计划要求华尔街商家库恩·勒布带头认购战争券。但是当它的亲德领导人雅各布·希夫说只要法国的财政部长和英国的财政部长以个人名义保证“这笔贷款中的任何一分钱都不会借给俄国”,盟军就可以得到他们的钱,这时,一切都完了。当然,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不会在战争时期给希夫这个保证——特别是因为俄国还是联军力量的一部分。库恩·勒布迅速召开合伙人会议,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对那些正充满仇恨地屠杀我们的人民,而且今后也将这样做的敌人,我不能愚弄自己给予他们援助,”希夫说,“我不能让我最有意义的信念牺牲。这是我和我的良心之间的问题。”
他坚决地认为俄国人长期以来迫害了大量的犹太人,他的合伙人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情,而美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库恩·勒布,德国银行家,反对援助联军”在头版头条上醒目地写着。由于希夫已经下了决定,募集5亿美元资金的任务就落到了摩根公司手中,很快,华尔街上的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加入提供借款的阵营。在高盛公司的合伙人中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除非合伙人之间意见统一,否则不会做出任何承销活动或任意数量资金的交付,只有合伙人达成共识,交易才可以继续。毫无疑问,亨利·戈德曼公开反对公司参加这项证券交易。“亨利是这样一个紧张、敏感、乐于说教的人,他的合伙人和姐妹们祈求他改变决定,或至少弃权,他都拒绝了,”伯明翰写道,“他公开发表言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内容越来越让人吃惊。”高盛公司加入了库恩·勒布的阵营——亲近德国,背离联军的阵营。“但是我父亲去公司拜访了摩根,并交给他自己的捐赠,同时也有我叔叔哈利·萨克斯的个人捐赠,以此表明我们的立场。”沃尔特·萨克斯描述道。然而,公司做出的这个不参加债券发行的决定,对生意不会有好处。
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对盟军援助的力度不断升高,高盛的合伙人们也在这里面越陷越深。亨利·戈德曼的侄子霍华德·萨克斯,在第26师服现役。塞缪尔的儿子保罗·萨克斯,是法国红十字会的一员。“这个家庭里的其他成员正在销售自由债券,为伤员包扎,以及游行示威。”伯明翰写道。但亨利·戈德曼并没有因此改变其对于战争双方的态度。最后,在伦敦克莱沃特的合伙人致电纽约的高盛公司,电报带来了消息,戈德曼“被列入黑名单,处于危险中”,亨利·戈德曼最后得到了这条信息。“我猜,我现在是不合拍的人了,”他说,“我觉得我最好是退休吧。”他在1917年12月30日同意由公司退休,这是在美国加入战争的8个月之后。“我并不同情现在那些把世界和公众的思想搅得一团糟的事情,”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信纸是带信头的公司信纸,信头是“服务与拯救,请购买自由债券!”“我带着对公司(和全体成员)最好的印象退休,我在公司里工作了35年,付出了我的所有。”
在战争中期,高盛公司付清了亨利·戈德曼为公司所做出的资金上的贡献。起先,戈德曼想在办公室里保有一张小桌子,并同意“以提供咨询的方式为公司服务。”但这很快被证实是不可能的。亨利·戈德曼完全离开了公司,并在曼哈顿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办公室。当然,戈德曼带走了公司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几乎是无法确切核算的数额,他卓越的能力也被带进了新的公司。他做了“两到三个能让他得到一席之地的投资。”沃尔特·萨克斯这样写道。戈德曼在一家对小型企业贷款的公司CIT金融公司拥有大量的个人股票,同样在五月百货公司,在西尔斯公司和罗巴克公司也有股票。萨克斯总结道:“这些年如果他在投资银行,也许会成为一个更富有的人,因为那些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资。”
在亨利·戈德曼退休之后,他仍继续支持德国。他在1922年获得了荣誉市民的称号,尽管在之后,纳粹的行为让他感到丢脸。“作为一名犹太人,他确确实实的,我相信……为被剥削和欺压感到万分耻辱,他寻求着为反抗希特勒的德国他可以做些什么,”沃尔特·萨克斯写道,“我会说,他去世时,是一个幻灭了的、不快乐的人。”
戈德曼从他父亲所创办的公司退休,形成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空洞。“亨利·戈德曼拥有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毫无疑问,他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第一个创造性的贡献——并不能说我的父亲没有尽他所应尽的那份义务,”沃尔特·萨克斯说道,“我父亲的理想是将这所小小的商业证券公司建成一个大型国际银行机构,也正是他,建立起公司同世界上不同的金融中心和银行从业机构之间的联系,是他建立了第一家融资机构,建立起西尔斯公司、罗巴克公司、伍尔沃斯公司和大陆集团。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没有从合伙人政治上的分歧而导致的分裂下逃脱。
戈德曼一家在公司内再也没有一席之地,亨利·戈德曼也没有再同以萨克斯为姓的人讲过话,包括他嫁给塞缪尔·萨克斯的妹妹。公司进入了相对艰难的时段,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都没有恢复过来。与雷曼合作关系的突然破裂,是因为这个合作是在亨利·戈德曼和菲利普·雷曼的友谊下强力促成的。“雷曼兄弟和高盛公司试图继续双方在证券代销上的合作关系,”伯明翰写道,“但是两家公司之前的关系不再像从前那样了。争吵频繁发生。雷曼质问,为什么高盛公司要在那些由雷曼公司提供资金的交易中,还要炫耀般地在所有存托凭证上签上自己公司的名字?而高盛公司则反问道,为什么雷曼在由他们发起的交易中还要求分到一半的收益?这种频繁的争吵很快就上升为辱骂。‘他们都太野心勃勃,’一个银行家评论说,‘要保持合作很难。’”一份正式的文件结束了两家公司的合作关系。在两人共有的客户中,有些是与高盛保持“优先关系”,而有些是与雷曼保持“优先关系”,于是处于两种情况之间的60位客户在合作破裂的同时,也在两家公司间进行分割。并不是最后一次,高盛从交易中得到了更大的好处:60家公司中的40家加入了高盛的阵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西尔斯公司。
起先,在两家公司结束合作,亨利·戈德曼从高盛退休的情况下,雷曼确实是境况比较好的一个。在戈德曼退休之后,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就只有萨克斯家族的5个人:塞缪尔、哈利、亚瑟、沃尔特、霍华德,再加上塞缪尔的姐夫路德维希·德赖弗斯与亨利 S鲍尔斯,他们两人住在芝加哥,管理那里的公司。当鲍尔斯在1912年1月加入公司时,他成为了第一名家族外的,也是非犹太的合伙人。
瓦蒂尔·卡钦斯,“一名温文尔雅的圆滑商人”,接替了戈德曼在合伙人中的位置——同时也弥补了戈德曼带走的那部分资金。在那时,他是谢菲尔德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也是美国商会国防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一战”后与别人合著了一系列的书籍,在书中他赞美战后的美国有“玫瑰色的未来”,这也让他变得很出名。卡钦斯是亚瑟·萨克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也是朋友,于是他成为了第二个来自家族外的合伙人,但是他是第一个进入纽约公司,并掌握实权的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繁荣的使者

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出生于田纳西州,父母是塞拉斯·弗莱·卡钦斯和诺拉·贝拉·瓦蒂尔。他1901年毕业于哈佛,1904年由哈佛法学院毕业。《纽约时代》杂志这样形容他:“高且瘦,有一头浓密的白发,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是一个谦逊的人。”1907年,他加入了华尔街权贵法律事务所中的贵族——苏利文·克伦威尔,周薪是丰厚的10美元。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工作的日子里,他经历了紧随1907年大恐慌的银行破产风潮,在这个风潮中,他充分证明了自己重组破产公司的才干,这使他得到了“接收人”的名号并从中得到优厚的回报,当然这是在破产法院的庇护之下。
1907年6月,在卡钦斯加入苏利文·克伦威尔不久之后,全国最大的钢铁框架建筑承包商美利肯兄弟,带着高达650万美元的债务寻求破产保护,其中包括一年前发行的300万美元债券。
为减少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内部或周围的钢铁公司的依赖,
纽约的美利肯用债券筹来的这笔钱在斯塔顿岛建一家钢铁铸造厂,这可是纽约唯一的一家钢铁厂。
不幸的是,这个建造计划耗去了1 350万美元,比计划中的要多。由于在那个时期里,美利肯在信用市场上被称为“像黄金一样稳靠”,公司新的管理者考虑到公司长期以来的信誉让它有从公众吸收资金的能力,于是他们决定为这项计划多余的耗费融资。1907年春季,在信用市场崩溃之时,这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的赌博,这家备受尊重的公司也面临破产的境地。



第2章繁荣的使者
其中一个接收人奥古斯特·赫克舍(August Heckscher),是一名来自长岛的实业家。他是卡钦斯的一个朋友,也正是他最终邀请卡钦斯加入美利肯项目中来,在这个项目中,卡钦斯被形容成一个“富有活力的管理者”。1909年,赫克舍和卡钦斯成功为美利肯提出了一个重建计划,整理公司的债务,使它摆脱破产的命运。
1910年2月,赫克舍庞大的工业帝国中的中央铸造公司经赫克舍同意,以“缺乏合适的金融机构与营运资本导致的暂时资金周转不灵”为由宣布破产。卡钦斯被提名为中央铸造公司破产的接收人。很快的,他保证公司可以正常运转。“尽管手上只有少量的现金,但是有大量的应收账款。聚集起来的资金应该尽最大可能满足继续公司业务操作的必要需求。”卡钦斯最后成为了中央铸造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他也是许多在其帮助下摆脱破产的公司的董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摩根公司的一名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工作,忙于为盟军提供其在战争中所需要的一切。“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斯特蒂纽斯先生发起了世界历史上大多数宏伟的商业战役,”《时代》杂志说,“盟军把士兵投放到哪里,他就把食物、衣服、枪、特殊物品带到哪里,这些物品质量好,价格便宜,而且到达的速度很快,这对战争胜利有很大的支持作用。”1917年3月,卡钦斯成为了位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谢菲尔德钢铁公司的董事长。1917年7月,卡钦斯作为商会委员会的主席催促联邦支持政府建立一个能与美国商家谈判交涉、具一定权威性的国防委员会,以获得战争所需的物资支持。
在经济周期和美国繁荣的前景这两个问题上,卡钦斯变得越来越坦率。他的部分关于商业的理论在他从哈佛毕业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并用于分析美利肯兄弟和中央铸造这样的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对于他在哈佛的教师们,他哀叹说:“他们就那样漫不经心地解释说他们的理论在长期有效。但是人们关注的是短期,而不是长期。所以我下定决心,一旦我赚到了足够的钱,我就开始着手统一商业的两个元素——理论和实践。”他同哈佛同学威廉·查方德·福斯特开创了波拉克经济研究基金会,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他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只要经济行为注重“金钱和利益”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保持生产的高涨状态,未来就将是美好的。“如果经济继续扩张,”他曾经写道,“不管环境怎么样都可以保持高速的产出……产出会带来消费。消费者就可以找到工作,他们消费所用的金钱最终又会回到生产者手中。”用一句话来反映20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卡钦斯断言“经济循环是不变的。”
这就是受萨克斯家族之邀而在1918年1月1日加入高盛公司的卡钦斯的简介。“卡钦斯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沃尔特·萨克斯在多年后这样写道,“但是我总是这样形容他:‘大多数人都可以长处于失败之中,极少数的人才可以保持成功。’我估计,他就是第二种里面的天才”,也就是继亨利·戈德曼之后的又一个天才。战争对高盛的生意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一切都停下来了,”萨克斯说,“想要通过正常的方式发行证券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我们发行的量也是很少的。我们坚持下来了,但也差不多只是在原地踏步罢了。”卡钦斯来到公司的时机恰好是战争结束、证券发行复苏的时候。他“在这其中起到了相当惊人的骨干作用,”沃尔特·萨克斯说,这还没有算上他的聪明才智,“你通常不了解你的合伙人的一切,只有当你们不再是合伙人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事情”。
由于战后弥漫在银行业中的乐观情绪,高盛的合伙人们决定放弃1920年华尔街60号的办公室,用差不多1 500万美元买下了位于松树街30~32号的一幢12层防火办公大楼,这正是在马库斯·戈德曼开始事业的地方。
在战后的这些年,商业得到了极快的发展。萨克斯对卡钦斯创办的“极棒的公司”赞不绝口,这些公司有全国乳品公司——在芝加哥一场联合之后的产物,纽约的谢菲尔德农场,匹兹堡的里克·琼金奶制品公司——随后成为了卡夫食品。他也帮忙建立了通用食品公司、麦斯威尔咖啡、吉露果子冻和许多其他一些公司。这些由卡钦斯创办或帮忙创办的公司,与高盛公司保持了很多年的客户关系,高盛董事会不停的更新换代,但都会一直巩固和促进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
遵从华尔街悠久的传统,当卡钦斯在高盛公司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与此相对的,他开始想得到更多的权力。卡钦斯的同学与朋友亚瑟·萨克斯在欧洲扩展业务的时间越来越多,与卡钦斯也渐渐疏远了。亚瑟·萨克斯认为卡钦斯变成了一个流氓和吹牛大王,他不应该像他所要求的那样得到更多。但是亚瑟·萨克斯远在欧洲,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靠电报交流,这很慢。“以前,”萨克斯谈论卡钦斯说,他是“一个修长的,帅气迷人,又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但是当他成功之后,他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
沃尔特·萨克斯为他对瓦蒂尔·卡钦斯所做出的决定辩解说,“我们的生意发展很快,工作量巨大,”他说,“这些压力对我来说太大了。”最后,沃尔特·萨克斯同意卡钦斯的要求,给了他在公司里更大的控制力。“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很快我发现我错了,”萨克斯说,“但是毕竟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他说这是一个“有关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力分配比例,以及在合伙人中哪方占优势等这样的问题。亚瑟对这样的事非常不高兴,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到1928年,卡钦斯是公司中股权最多的合伙人,而当股票价格以一种需要谨慎对待的高速增长的时候,卡钦斯的权力也明显地增加了。据说股票的价格上升是因为:“流通领域里没有足够的证券,相应的,它们就获得了‘稀缺价值’。”这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1929年大崩盘》中提到的,在叙述大萧条那段历史的书中,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在这个时期里,高盛的合伙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对风险的强大控制力。
贪婪的投资者们进行投机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这在21世纪首10年内不算新,在20世纪20年代,也不算新。人类一个接一个地涌上快速致富的列车,这种行为很少有停止的时候,对于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来说,这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可挖掘的东西了。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从那些由我们冒失的行为所导致的问题中学到些经验,这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加尔布雷斯说,“历史学家们充满疑惑地提到了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同意再为英国债务筹1 000万美元,这笔债务是在1713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产生的。这时,让人不能忘记的南海泡沫事件爆发了。因为南海公司同意为政府的战争欠款筹钱,英国政府同意给予公司同所有南美国家贸易的特权。南海公司的投资者们可以得到年6%的利率收入——英国政府向南海公司与南美贸易的货物征税,用得到的税金来付这笔钱——同样也包括公司的股票。这种似乎无害的交易在那段时期反复上演多次,带来了损失惨重的后果。加尔布雷斯说,这样一种南海资金筹措行为,“就应该在恰当的时机予以揭露。”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更保守一些,“据说那些债券还是卖得相当好的。”
加尔布雷斯把1928年12月卡钦斯和高盛公司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所创的投资信托比做18世纪南海公司的金融行为。“投资信托作为一种改良后的产物,要更好一些。”他写道,“这是一种不会被揭发的生意,而且它们的股票卖得也很好。”精明的华尔街成员为从投资者手里拿到钱而做出了许多创新,投资信托只是其中的一个。这种设想是建立一个空壳公司,或是股权公司,由它卖出债券或股票,然后把得来的资金用于投资(当然手续费要更少一些)或用于购买其他国有交易公司的股票。这要求那些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市场的兴衰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且能够挑出那些表现良好的股票。这种投资信托公司就像是国有个人共同基金,如果它也使用杠杆力量而使潜在回报最大化(当然也放大潜在的损失)。总之,投资信托很像今天的对冲基金,只是没有那么复杂。最新最恰当的类比,当然也不够完美,是将它比做含有更少公有成分的对冲基金——像是堡垒投资集团和基金奥氏资本(两个都由前高盛合伙人经营),这好像是给投资者机会,让他们授权给那些声称自己能用猪耳朵绣出钱包的自封的金融天才。
另一个类比就是大家都知道的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几年前风行一时。投资者把钱交给那些收购公司里使用杠杆收购的所谓的专家(主要是用自己借来的钱付给公司)然后通过金融市场的作用,把这些钱变成黄金。人们总是乐于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交给那些据说比他们自己更善于投资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迷恋从不曾消失。在市场繁荣的可以说是疯狂或是不合理的时候——像是20世纪2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种赚钱的机会对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有了意义。股权公司和空壳公司在IPO之后在市场上的交易通常使公司市值没有明显的跳跃式上升,这也加强了上述的概念——直到系统的崩溃,当然,在事后很容易看到,这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公正地说,高盛在赴这场盛宴时已经迟了。投资信托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风靡于英格兰和苏格兰,那里的小投资者可以把他们贫乏的积蓄投入这些公司,这些公司都保证会把资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资其他公司。“所以像新加坡、马德拉斯、开普敦、阿根廷这些英国资金经常流向的地方,这些公司的管理者被期望对它们的公司和前景有超越常人的知识,起码要比布里斯托尔的寡妇或格拉斯哥的医生要强些。”加尔布雷斯写道,“较小的风险和更开放的信息调高了公司管理人员的合理报酬。”很快,这种方式就传到了美国。投资信托在这里主要伪装成一种值得模仿的金融创新,华尔街唯恐落在创新知识库伦敦的后面。
起先,信托在美国传播很慢。1921年,一份美国证监会的报告指出,大约只有“40”家信托公司。1927年年初,同样的报告上,这个数量变成了160,而且有140家准备年内开张。1928年估计有186家投资信托公司成立。到1929年第1个月,经粗略估计,每天都有一家公司成立,年内成立公司总数是265家。在任何金融高涨的时期都有商人叫卖最新的玩意儿,比如说垃圾证券、互联网公开发行、抵押证券等,兜售这些东西的其中一些商人,有的诚实也有信誉,例如摩根公司,而其他则不是。但是当创新金融市场变得无差别化,需求有增无减时,要区分出诚实的经纪人就越来越难。更糟的是,在这样的时刻,这甚至算不上一个问题。传奇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有一种能看穿市场和个人行为本质的本领。他曾经精确地说“只有退潮的时候你才能发现谁没有穿泳衣”。
1929年3月,保罗 C卡伯特,美国道富投资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哈佛的财务主任,也是一个广受信任的经济观察家,在《大西洋月刊》中为投资中潜藏的危险吹响了警告的号角。他叙述了一些信托在英国所经历的问题,并强调“我坚信,除非我们改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不正确的原则,否则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同样的灾难和耻辱中。”他解释说,在写这篇文章的几个月之前,他调查了投资信托的效力,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同样对投资信托做了调查,委员会为此询问了他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我的回答是:①没有诚信;②粗心无能;③贪婪。”
卡伯特对投资系统最主要的谴责是“所有的利润都落入了发起人和管理者手里”。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可怕的相似之处,都是用杠杆作用放大可能的收益。卡伯特解释说,公司的管理者只有在他们完成最重要的资金投入之后,才能获得酬劳。“报酬取决于这项投资是否成功。”他说,“但是困难在于管理者或发起人所投入的资金只是总资金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果投资完全失败,他们的损失也是很小的。因此很自然的,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态度‘赢把大的,或者什么都不赢’。这样他们就以一个非常危险的金字塔交易法完成了交易。我不相信只有100美元证券的人,要非常规地从别的地方借来800~1 000美元的证券方能投资,而这就是许多投资今天所做的。”
丝毫不让人惊奇,这也正是高盛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瓦蒂尔·卡钦斯建立和运作高盛交易公司时所采用的途径。高盛加入的也许太晚了,新的机构成立于1928年4月,不到一年之后,就是股市崩盘,但它仍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这个队列。“像高盛交易公司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下属子公司一样的机构,在历史上就算有,那也很少。”加尔布雷斯写道。公司的理念是,不长期持有股票,而是通过交易股票来为股东赚钱。
起先,事情进行的还算谨慎。在一项典型的认购交易中,高盛以100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100万股交易公司的股票(总价值1亿美元),然后转身就以104美元/股的价格把这些股票的90%卖给了投资者,得到了9 360万美元,400万美元利润——有些是债券,有些是现金。两个月后,交易公司又以126美元/股的价格向公众出售10万股股票,又得到了1 575万美元。当然,高盛保留的10万股也随着交易而升值。高盛通过投资和管理保持着对公司的控制权(它现在只拥有不到10%的股票)。甚至,高盛公司所有合伙人都是高盛交易公司的董事,同时他们也要审批交易公司的所有董事的资格。
到1929年2月2日,交易公司的股价达到了1365美元/股;到2月7日,2225美元/股,差不多是最初股价的两倍。“这些卓越的成绩甚至还不是公众对高盛公司中那些金融天才的热情所产生的未稀释的成果。”加尔布雷斯面无表情地说。
后来证明,高盛从公开市场买入股票,操纵股价上升从而使自己获利。如果随后1932年来自美国国会大量关于1929年危机的报告是可信的,高盛坚持操纵股价上升以达成并购金融工业证券公司的希望,这种行为只能说是首次有记录的内部交易的实例。然而内线交易在1929年早期还不能构成刑事犯罪——在1934年之前,这种行为都没有被禁止,10年之后,才构成犯罪,这次交易是由高级合伙人瓦蒂尔·卡钦斯和他那时的同事悉尼·温伯格共同发起的。他们操纵公司股票的这种行为既没有构成犯罪,也没有违反字典中关于道德公正的定义。
1925年圣诞节前夜,拉尔夫·乔纳斯(Ralph Jonas)和他的合伙人成立了金融工业公司,以持有他们积累的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当时最大的一笔是一家纽约商业银行制造信托公司 32%的股票,乔纳斯持有它45%的已发行股。1928年9月,悉尼·温伯格告诉制造信托的董事长和拉尔夫·乔纳斯的兄弟南森·乔纳斯,高盛“很可能对银行感兴趣”——这还是在国会通过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密切联系之前的日子。南森把温伯格介绍给他的兄弟拉尔夫,拉尔夫向温伯格建议,高盛可以考虑入股金融工业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拥有银行32%的股份,“足够构成在营运上的控制力”,报告上这样说。但是温伯格没有采用乔纳斯兄弟的建议,“毕竟组建自己的投资公司才是首选”。
所以在那之后的两个月1928年12月4日,高盛创建了交易公司,并赋予高盛及其合伙人在经营上的10年期特权。从计划书上来看,这家公司还完全没有定性:“买,卖,交易或持有任何种类的股票或证券。”随后在高盛与公司的认购人、纽约证券交易所之间进行交流之后,公司的目标更改为“股票交易”。之后卡钦斯证实说公司的宗旨是“给予高盛集团的客户同过去它作为一家公司时能给予的一样多的赚钱机会”。他又补充说:“其他银行机构都成立了投资和交易公司,而且更多的正要加入,我们觉得为客户提供与其他银行机构所能提供的相同的投资机会和服务,这对高盛集团来说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卡钦斯也不羞于向公众展示高盛的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浮浮沉沉,高盛集团发现公共证券基本上是最令人满意的投资品,这也是公司所选择认购的。如果成立一家投资交易公司,那么新公司或多或少都应该遵从于这样的经营方针:就像很多人与高盛公司购进的股票有联系一样,这是一个能获利的准则,同时也是公司的理念。”
在交易公司发行IPO之后,高盛拥有10万股股票,10美元/股,总价值100万美元。考虑到公众是以104美元/股的价格购进IPO,高盛的收获迅速而庞大。为了计划把交易公司的股票以折扣价格卖给华尔街上IPO辛迪加的成员,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金融工业公司以102美元/股的价格购进了49 000股,总价差不多500万美元。
不去管交易公司交易股票的声明,在IPO发行的一个月之后,卡钦斯再次找到了拉尔夫·乔纳斯,试图就两家公司的并购问题进行谈判。并购的设想,他后来证实,是想拿到乔纳斯所拥有的、并入自己公司的大量股票,然后通过“交易”“把它们重组”,“然后在高盛集团和高盛交易公司的努力之下使发行这些股票的公司赢利,再以一个获利的价格把一部分股票卖出”。
调查员怀疑并购金融工业公司的方案是出于卡钦斯的个人动机。他们怀疑高盛垂涎于金融工业公司拥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控股股权,因为银行和保险公司是高盛认购卖出的证券的最大买家。逻辑上说,为什么不控制高盛经营的证券的最大买家呢?在后期,卡钦斯承认制造信托公司“也许是证券最大的买家”,而保险公司是“你可以称他们为‘股票的大交易商’”那样的机构。然而他却否认接近它们是他在1929年1月第二次拜访乔纳斯的动机。在他和他的合伙人的想法中,这样“完全没有必要”。(不幸的是,事实并没有证明他的辩解。1929年,在高盛控制了金融工业公司之后,这家公司所控股的公司——制造信托公司、国家自由保险公司、巴尔的摩美国保险公司、国家消防保险公司等都买入了高盛卖出的证券,总数差不多是2 000万美元。1929年年初,国家自由保险公司和巴尔的摩美国保险公司都主要投资了制造信托公司的股票。在1929年年底,这两家公司买入了高盛24家客户公司的股票。)
1929年1月,

就像是并购谈判中常发生的,卡钦斯与乔纳斯之间的谈判又一次失败了,原因在于价格。金融工业公司上市三年,三年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6 000万美元的收益,这使得它的股票的交易价格比基础价值高了许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差值要比成立两个月的高盛信托产品要高,对于它这两个月来的经营已经有了一份公共调查报告。
1929年1月,高盛交易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大约是每股136美元(IPO的价格是每股104美元,有所升值),基本资产大概每股108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工业公司每股交易价格是143美元,资产价值每股80美元。换股并购是建立在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上的,通常都是这样做的,这对乔纳斯来说具有优势,因为金融工业公司的市场交易价格要比高盛的股票高。卡钦斯不希望以那种方式交易,相反,他坚持关于并购方案的谈判,即新公司的所属权以及双方各自拥有多少股票应该“建立在资产价值”而不是建立在市场价值之上,这个方案对高盛有利。
关于交易是建立在市场价值还是资产价值上的争论又在双方之间展开了。但是在1929年1月,乔纳斯妥协了。“在同我的同事们讨论过之后,”乔纳斯说,“我们觉得即使是在资产价值的基础之上进行联合,结果也会令人满意。”乔纳斯转向高盛的阵营的部分原因是他坚信高盛公司会给予保险公司中制造信托公司与国家自由保险公司“发展和经营上实质性的援助”,如果这是真的,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们就会受益,而乔纳斯到目前为止都是最大的股东(事后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原因是乔纳斯失去了继续经营的热情,他希望找到一个新的管理团队来经营。另外,乔纳斯小小的、过度劳累的管理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我的两个同事在压力中倒下了,”乔纳斯在1929年2月给他的合伙人写信说,“1/3的人都病了,而我自己在两年半内都没有过一天假期。但是贸然将这么大的责任交给新的合伙人是不谨慎的,他们必须先通过试用。在这样的条件下,看起来与已经存在的机构联合是最简单的方法,这家机构必须有经验、有能力和成功的经历。”但高盛交易公司当时只成立了三个月,而且它的管理者们“还没有得到试用”,后来一篇关于1929华尔街股灾的报告中写道。
1929年2月3日的一次谈判之后不到一周,乔纳斯和高盛公司为两家公司并购达成了一份“稳定的口头协定”。在2月3日的计划下,高盛会得到新公司44%的股份,而乔纳斯得到166%,是最大的股东。不去管这些明显的矛盾,高盛还是操纵局势的那个人。同时一份10年期管理协议中规定,新公司中7名董事中有6名是高盛的合伙人,包括卡钦斯和温伯格,最后一个股东的位子留给了乔纳斯。乔纳斯得到了这个许诺之后,同意把公司卖给交易公司,其他股东们也不得不为这笔交易投出赞同票。
卡钦斯承认,对于他及其合伙人来说,这是一块新的疆域。尽管他说高盛“做过大量与商业银行相似的交易,”也同意除了“钢铁业”和“一些其他的生意之外”,他“从未真正进入其他行业中去,但是对你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向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我一直在驳斥。我发现,不管是在鞋业、钢铁业,还是百货商店,这其中所存在的管理问题都是非常相似的。”在乔纳斯这边,他说他对高盛了解不多,只是听着卡钦斯的描述“高盛有50年历史,颇有声望……至少能够匹敌或弥补我们在金融工业公司时的信誉。”
乔纳斯与他的股东们仍有一个问题,在2月3日协议下,如果两公司合并,他们只能以现在股价为145美元的金融工业公司股票去换取每股68美元的交易公司股票,一股换一股(接近于买一送一)。如果交易公开的话,这自然是一次艰难的出售。
同时,为了确保那些非高盛的股东能够为这次并购投赞成票,在与乔纳斯达成协议之后,向公众公布交易之前,高盛公司通过新的合伙关系来操控,开始带有侵略性和系统性地买入交易公司的股票,有效地操控股价上升,以此鼓励现有的股东继续持有股票。交易公司股价的上升大概也能使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更能接受两家公司的合并,因为如果在并购的消息公布时,交易公司的股票并没有以优惠的方式与金融工业公司的股票交换,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不会觉得这是笔划算的买卖。高盛与乔纳斯很快得到了结论,交易公司股票价格的上升能使两边的股东都更容易接受并购。
作为2月3日协议的一部分(于2月4日签署,仍然没有对外公布)开立一个用于两家公司的股票交易的公共账户。账户的所有者是高盛交易公司(属于高盛公司)和德尔玛投资公司(属于拉尔夫·乔纳斯)。根据这份协议,“由高盛交易公司提议,金融工业公司同意,后者存放在此账户中的财产可由前者提用,这份协议是为再次让我们相信这有利于两公司证券套利。协议在30天内有效,账户中资金运营所带来的利润或损失都归高盛所有,如果在30天后协议没有废止,账户资金运营的利润和损失在两家公司间平分。账户由高盛管理,在‘不受限制的酌处权下’,高盛会尽其所能买卖交易两家公司的证券。”(最后,协议在30天内废止了,账户中的所有股票都落入了高盛的手中。)
事实上,在账户开放的几个星期之内都没有股票套利——买进一种股票的同时卖出另一种股票以锁定两种股票间的价差。另外,高盛所做的一切就是暗地里操纵交易公司的股票,使股价越来越高,让两家公司的股东更容易接受并购。高盛暗地里利用公用账户所做出的大部分交易,都是在公开并购之前。1929年2月2日,收市时,交易公司的股价是13650美元。第二天,两家公司就建立了联合交易账户。2月4日,两家公司并购的消息途径不明地“泄露”了出去,在市场上掀起了“哗然大波”。
交易公司的股票在上午11点之前没有参加交易,它的股价普遍预测为175美元,与上一次收市相比,差不多上涨了40个点。但股票没有在这个价格上交易(增长幅度巨大),高盛代理联合账户(在这个账户上是它受益)买进了53万股自己的股票,这个数量是当日交易总数的54%。到收市时,股票价格涨到了178美元。第二天,高盛又买进了423万股,是当日总交易量的54%,而股票的收市价格是每股179625美元。高盛那天没有卖出交易公司的任何股票。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数天内不断发生,最后,在一个星期之内交易公司的股价由每股1365美元上升到了每股221美元。高盛用了3 3325万美元购买交易公司的股票(是那四天里总交易量的64%)使股票市值上升为基本资产的两倍,与金融工业公司的股票站在了同等水平上。随着交易公司股票价格不同寻常的上升,卡钦斯与乔纳斯在2月3日所达成的协议(此时仍然没有公布)作废了,因为两种股票之间的比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实际上,并购是同时建立在股票市值与资产价值两种标准的基础之上的(为了使两公司资产价值都是11 750万美元,交易公司向股东们派发了450万美元的股息)。
2月7日,卡钦斯和乔纳斯再次对协议进行商讨,四天后,向公众公布了这个消息。2月11日高盛公司同意卖给金融工业公司的股东112 400万股新公司股票,2月21日,两家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就并购的问题进行投票——在高盛这一边,股东投票同意出售新股票;在金融工业公司这一边,股东们投票同意出售公司给高盛。正是由高盛公司大量买进交易公司的股票,促使股价戏剧般地上涨,这种操控行为使这项交易成为了可能。“很明显,高盛公司暗中操控高盛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是促成这次并购的基本因素。高盛公司通过操控股价,使股票的市值维持在与金融工业公司的股票同等的水平之上。在这个比率上,两家公司交换股票,并做出了联合的最终决议,”有评论说,“然而由联合账户所操控的股票交易行为,在两家公司关于合并的所有声明中都没有提到。”
报道继续批评了乔纳斯对其股东们的隐瞒,股东中的少数人激烈地反对与高盛交易公司的并购,由联合账户协议条款中可以看出,他高于一切的动机就是确保他的股东们在2月1日的股东大会上投出赞同票。在那段时间里,联合账户花费了近5 000万美元(在那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购买即将合并交易中两家公司的股票;如果股东不同意并购,乔纳斯就要为其中的一半——2 500万美元买单,这是已经被购买的股票的价格。“因此,乔纳斯是以特殊的金钱利益关系来促成这场交易。”报道评论道。在乔纳斯致股东们的信中,他做出了不一定真实但积极的声明“我从未持有,也没有让别人替我购买高盛交易公司的任何股票。”在以后的“审问中”,乔纳斯承认,只有当并购不被股东认可时,他那些宣扬责任的误导性言论才会起作用——“我从不认为我们做出了什么承诺,除了在并购商讨中没有通过的那一条”。
1929年2月21日,两家公司的股东都同意了并购方案,高盛交易公司向金融工业公司股东们卖出了2 250万股股票,市值23 500万美元,资产价值11 750万美元。高盛用自己股票付了差价,这些股票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表现强劲。“交易公司的市值……差不多都是高盛交易公司自己创造的。”随后的报告总结说。事后温伯格被问起关于操控股价的问题时,他承认“我们知道,买进确实可以让价格上升”。但除此以外,就没有更多了。至于卡钦斯,他甚至要比温伯格更不诚实。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说,“联合账户并不是为了抬高股价而设立的,它也不是为了操纵股票市场而设立的,它设立的目的是,在股价达到它应有的价格之前,在市场交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个已经存在的价格,卡钦斯认为是每股220美元,“由两家公司联合协议所赋予它的权力运行。”
对于高盛的行为,加尔布雷斯以挖苦的口吻说道:“这个春天和初夏对高盛来说特别安静,但却是一个用于准备的时期。”随着与金融工业公司交易的结束,1929年9月,卡钦斯与他的编辑朋友威廉·查方德·福斯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猛烈抨击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称它在管理流向证券市场的信用时“超出了合理的职能范围”,同时这对搭档警告美联储不要试图挫败“美国商业自信的声音”,自信是由“现实所保证的”。这不是第一次华尔街把过错(当然包括内部交易)丢给政府,甚至是那时对经济干涉不多的政府,来试图保护公众。
7月26日,卡钦斯决定使发展高盛的投资信托更进一步。高盛同另一个发起人承接了谢南多厄公司的证券托销,它们公开卖出了102 500万美元的股票。这只股票据说7次被超额认购,并且其中有很多杠杆交易,最初的高盛交易公司也没有这样。高盛交易公司买入了谢南多厄公司发行的500万股股票中的200万股,使它的合伙人们参与了进来。高盛以175美元的价格公开卖出谢南多厄股票,在第一天结束交易的时候,股票涨到了每股36美元,在一天之内涨了一倍多。25天之后,卡钦斯再次出击,这次是卖出了14 200万美元蓝山公司的股票——情况与谢南多厄公司相同。在蓝山公司公开发行的720万股股票中,谢南多厄公司购进了100万股。“到现在为止,高盛公司都带着复仇的情绪运用杠杆。”加尔布雷斯说。
为什么不呢?据《纽约时报》说,在蓝山公司发行股票的时候,高盛交易公司价值50 000万美元,这个价值在9个月内翻了5倍;谢南多厄公司在一月之内市值翻了两倍。蓝山公司做出了一个金融创新,它允许投资者在预先选择出来的一组21只股票中做股票交换,这些被选出来的股票都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公司的蓝筹股,其中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通用电气,都可以以蓝山公司固定的价格交换。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这么做还不是很清楚,当然,原因可能是这样,如果由公司给出的价格,比如说,蓝山公司给出的通用电气股票价格要低于市场交易价格。如果华尔街的阴谋家们没有准备好的话,这也是常有的情形。
在蓝山公司的交易结束后,高盛公司创造的市值超过10亿美元,确切地说,是17亿美元。在9个月的时间内,像高盛以前所有的成就一样,这又是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金融魔法表演。“而几乎在同时,谢南多厄公司与蓝山公司站在了新金融时代的塔尖上。”加尔布雷斯写道,“很难不对在这场巨大的狂欢中所存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感到惊奇。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疯狂的事发生了,这些疯狂的事也是以一种英雄的姿态发生的。”
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萨克斯一家包括沃尔特和亚瑟,在卡钦斯做了蓝山公司那笔交易的夏天,身在欧洲。沃尔特收到载着蓝山交易的电报时,正与妻子在意大利北部的梅拉诺。“这可真是够疯狂的。”他对她说,当晚他彻夜未眠,考虑该拿这笔交易怎么办。9月萨克斯一回到纽约,就径直去了卡钦斯在广场酒店的公寓,对他说他觉得“这件事儿挺疯狂”而卡钦斯“不同意”。萨克斯清楚地记得卡钦斯的回答:“沃尔特,你的问题就是,想象力太差。”
最后,经济崩溃了,高盛失去了差不多1 000万美元的投资再加上高盛投资公司300万美元的相关债务——对于那个时代或是对于高盛公司来说这都是一笔意义重大的巨款。其他股东失去了数千万美元,甚至更多。
对于华尔街股市大崩溃本身,悉尼·温伯格后来告诉作家斯特兹·特克尔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播放器里的磁带一直在转动着。我不记得那个夜晚有多长了。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差不多是10点或12点。就好像是晴天霹雳一样。每个人都呆住了。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大混乱。他们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他们觉得应该宣布一些什么。”温伯格说他记得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站在摩根公司的台阶上,宣称他和他的儿子们会购入证券。“而股市立刻又开始下跌,”温伯格说,“资金被集中在一起用于救市,但没有用。公众开始恐慌,并开始抛售证券。这对我来说真是非常难受的时刻。”温伯格把股市大崩溃的原因归咎于“过度投机”和“漠视经济”。他说,他怀疑那些声称在崩溃的前一刻取回了自己的资金的那些人,他见到过许多在大崩溃中受到心理创伤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窗子跳出来,”他说,“但是我知道许多扬言要跳的人。他们最后都在家里或精神病院里或其他的什么地方接受治疗。这些是在市场或银行中交易的人,他们在心理和经济上都崩溃了。”
在1929大崩溃后的几个月,卡钦斯向西前往内华达州的里诺市,“与他的妻子签署离婚协议。”一天,当卡钦斯在西海岸时,据沃尔特·萨克斯说,市场“在1930年,情况开始有一些好转,”卡钦斯打电话给搭档悉尼·温伯格,说“我们欠银行2 000万美元,其他的一切债务,总数达1 000万美元。我们应该把这笔欠款转化成两年期的可兑换券,然后卖出5 000万的可兑换券”以维持资金平衡,除去债务,这笔钱大概有2 000万美元,把这笔钱交给弗兰克·泰勒,他是隶属于公司的一名投资管理员,让他去投资。”“弗兰克·泰勒可以赚全世界的钱。”卡钦斯告诉温伯格。
沃尔特·萨克斯和悉尼·温伯格觉得卡钦斯可能失去神智了。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仅仅三个月,卡钦斯怎么可能觉得高盛可以卖出5 000万美元的风险债券?“温伯格和我讨论了一下,”萨克斯说,“我们特别用了一整个晚上讨论这件事。一开始我们就说,‘那样的证券我们一张都卖不出去。’”萨克斯之后对温伯格说,“要么是你我疯了,要么是卡钦斯疯了,而且当然,这种交易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二天早晨,当沃尔特·萨克斯去办公室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他看到了他的兄弟亚瑟,并向他承认关于卡钦斯他一直是对的。“亚瑟,你认清了卡钦斯这个人,而我错了,”他告诉他的兄弟说,“弥补错误越早越好。”那之后不久,沃尔特·萨克斯开始准备去芝加哥与卡钦斯会面。“那时候我们还不经常坐飞机,”萨克斯说,“我乘坐了跨国豪华列车世纪号,在下午上车,第二天早上到达。”萨克斯和卡钦斯在芝加哥俱乐部就现在公司的问题“亲密地”谈了一上午。首先,萨克斯告诉卡钦斯他5 000万美元的融资计划不可能完成,也没有任何意义。他还谈到公司正采用“老式的原则,如果一项交易计划没有得到所有合伙人的肯定,这项交易就不能完成。”26年后,萨克斯再讲述那次会面的情形,说他“得到了一个修剪卡钦斯羽毛的机会,而且他也这样做了。”这次会面之后,卡钦斯悔悟了。“沃尔特,我不能想象没有你的同意我就做出了那些决定。”卡钦斯告诉他。会面之后,卡钦斯回到了里诺,萨克斯回到了纽约。
但是要把高盛从巨大的金融陷阱中挖出来,工作才刚刚开始。萨克斯兄弟意识到,要把高盛交易公司从当下的境况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只有尽可能变卖它的资产,即其他公司的股票而且越快越好,特别是在1930年春,市场已经开始复苏的时候。“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工作到夜里九十点钟,”萨克斯说,“然后回家睡觉,睡到早上四点钟起床。起床后,我还得用微笑面对世界。”在大崩溃之后,交易公司的股票跌到了每股32美元(在它的全盛时期是每股326美元),然后股价继续下跌,直到1931年跌到了每股175美元。1932年1月,高盛宣布了与亚特拉斯公司之间的一笔交易。亚特拉斯公司投资那些下挫严重的证券,并凭着这个成为了交易公司的最大股东,之后又把它完全买了下来,自己运营。亚特拉斯公司全面收购交易公司发生在1932年4月。而最后亚特拉斯公司又把交易公司以一个对自己而言较低的利润卖了出去。“我们之所以保住了脑袋,”沃尔特·萨克斯回忆,“是因为我们从不卖掉股票直至有一个像亚特拉斯公司这样的机构来收购”,就算是没有提到失去数千万美元的投资者,为什么他还可以表现得如此无辜,“然后我们转变管理模式,就我观察到的而言,我们再也没有运营一家投资信托公司。”
到那时,毫无疑问,萨克斯已经决定让卡钦斯离职了。沃尔特·萨克斯在1929年谈论卡钦斯说他“狼狈地离开了”,而且他很勉强地承认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挽留他。“我们也许不够聪明,也许也很贪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适时停下来了。”在1930年初夏,他这样说道:“事情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楚,我们下定决心唤回卡钦斯在职时的繁荣。”高盛公司与卡钦斯有一份1930年年底到期的合约,但是萨克斯兄弟说他们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我们决定让他退休……”沃尔特回忆,“这是因为我们渐渐清楚了我们想法不同,比起任何一个人,他都更可能破坏公司的名声和荣誉。”
被《泰晤士报》称为“新时期嗓音最响亮的预言者”的卡钦斯由里诺返回了纽约,带着新鲜的“离婚协议书”时,尽管他在芝加哥承认他不能“想象”没有沃尔特·萨克斯而独自做出决定,高盛也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嗯,这很好,”沃尔特·萨克斯这样评论卡钦斯在芝加哥做出的自我反省,“但已经太晚了。”不去理会资金上高达1 300万美元的损失,合伙人们还是决定付给卡钦斯 25万美元让他提前7个月离职。萨克斯家族决定把悉尼·温伯格任命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我太自大了,没有拒绝这个提议。”温伯格在37年后笑着说。这里,他的薪水是公司年收入的1/3。他在交易公司上的惨败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高盛公司地位的提升。
不幸的是,卡钦斯的离职没有使高盛免遭大量的诉讼,在这些起诉原由中高盛扮演的角色有:发起人,认购商,信托营运失败。“有各式各样的股东诉讼,”沃尔特·萨克斯思考着,“大家都有诉论。老实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我们的投资信托公司起名为高盛交易公司,而其他的都起名为像‘美国公司’,这是摩根公司创建的。这也是为什么羞辱总是抓着我们不放。”赔了钱的投资者们以“过失和欺诈”为由起诉高盛,据萨克斯说。由于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站在他们这一边,使得高盛逃脱了很大一部分诉讼,最后一个到1968年才以和解的方式解决。
一项由喜剧电影明星艾迪·坎特尔发起的诉讼,使公司的合伙人尤其惊慌,不只是因为坎特尔要求1份高达1亿美元的赔款,也是因为他把公司看成一个打击讽刺的对象。2009年11月“周六夜现场”取笑高盛公司得到了几打猪流感疫苗,结果却发现有更多的人需要它。而2011年时,高盛向Facebook网站投资,并声称可以帮助它越过美国证监会的上市门槛,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是有超过500个的股东,对此,约翰·斯图尔特讥讽道:“哦,高盛,究竟有什么你不能践踏的呢?”而坎特尔的讽刺方式与两者不同,他站在舞台上,身边是一个试图从干柠檬里榨出果汁的丑角。
“你是谁?”坎特尔会这样问他。
从不放过一个打击的机会,丑角会回答说,“我是高盛的保证金职员。”